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中共创建初期妇女干部队伍建设影响的历史考察和启示

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中共创建初期的妇女干部队伍建设有着深刻影响。一方面,中共党内妇女工作专门机构的建立健全,党内优秀妇女干部的大量涌现,以及妇女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工作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大力推动和帮助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动和帮助也存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总体来说,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中共创建初期的妇女干部队伍建设的影响具有明显两面性,需辩证看待,并加以全面分析。

从吴佩孚、陈炯明到孙中山——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中国革命联合对象上的选择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后,其对华政策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继续攫取利益。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联合对象。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于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以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为例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国早期革命者之间的联系——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在东方寻找苏俄的朋友和支持力量,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俄共(布)目光东移,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寄托了越来越大的希望,对中国革命新动向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怀有极大的兴趣,先后多次派人以各种身份来到中国,了解革命的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为了加快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步伐,共产国际执委会最终直接派出代表来华,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在成立初期的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从此,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本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文章认为,南昌起义计划的制定和起义后所建政府的架构,是执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至于是否发动南昌起义和起义后苏联顾问的去留问题,联共(布)领导人亦有明确指示。在起义军南下过程中,联共(布)领导人曾有援助起义军的决定。而对于南昌起义和起义领导人叶挺、贺龙,联共(布)领导人也有过自己的评价。本文认为,南昌起义的发动离不开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但由于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发动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转折"的烙印。我们既要看到其在处理南昌起义有关问题上不足的一面,又要肯定其作出的贡献。

德国学者评新出版的《俄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文件集》

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7年第2期发表了哈拉德·诺依贝特评介《俄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文件集,第一卷:1920—1925》。现将其主要内容介绍如下。这部文件集是俄罗斯现代史文件收藏和研究中心、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编辑的。第一卷于1996年以俄文在莫斯科,以德文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同时出版,共收从1920年6月到1925年12月这一时期的文件205篇。选用文件的标准是:一、迄今未发表过的;二、能为已知的事件和过程提供新的认识。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其政策经历了由主张城市武装起义到开始注意农村游击战争、城乡斗争并重实际上支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再到初步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客观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援助再研究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抗战期间对于国共两党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共产国际、联共(布)更倚重国民党的抗战实力,因而把武器和贷款等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援助是多方位的,除了军事之外,对中共在经费、医疗、书籍资料及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有时还主动帮助解决中共面临的一些困难。抗战后期,中共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自身困难的。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并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付诸实施了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轻视了共产党。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自己的军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期望着一支中共自己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的诞生。在如何处理中共直接领导军队和维护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在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问题上,在这支军队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又有许多脱离实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等同志,在创建红军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系统地解决了红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的认识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的认识严重脱离中共实际,表现在由担忧中共的阶级基础到对中共性质给予误判;虽然认同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但对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却不能正确面对;对中共党内开展的批判王明错误的斗争,共产国际、联共(布)曾存在严重误解;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不考虑中共的要求而迁就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缺乏了解,对中共的发展潜力认识不足。上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的关系。

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战略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实行向广东进军的战略。这一战略方向的确定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广东根据地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大革命初期,鲍罗廷致力于协助孙中山建设和巩固广东根据地;国民政府北伐决策时,共产国际、联共(布)出于担心国民军离开广东根据地而设法阻止;其后,为避免远离广东根据地又反对过度向北推进。随着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蒋介石,共产国际、联共(布)抓住此机会,提出利用张发奎部在南昌发动起义,随后起义部队按计划迅即向广东进军。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召开原因之我见

八七会议的召开,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和决定的。八七会议召开的真实原因,一是为了必须尽快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错误,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的正确性;二是统一中共中央领导和全体党员的思想,承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只能由中共中央前领导者陈独秀负责,不能让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承担失败的责任。

历史的公正:解读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

中国有句成语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只有到了生命终了才能作出结论。其实，盖棺未必能够论定。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有多少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盖棺”很久以后，人们仍然争论不休，难有什么绝对的“论定”。

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

消解与建构:《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及推介——以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出版是对由来已久的联共(布)"历史"冲突的消解,客观上必然引发对该文本实施大众化传播的政治需要。联共(布)、共产国际借助其组织权威和力量,以政治领袖的评价诠释、党内学者的解读发挥、大众媒介的宣传鼓动、组织会议的政策规范,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等方式,奠定了该文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百科全书’"地位,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历史启示和镜鉴。

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高层的高度关注并研究作出对策。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有正确的一面,如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其侵略野心,号召各国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抨击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勾结与矛盾;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但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忽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教条主义地接受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能够科学分析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产生的新形势,充分认识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正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普遍要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的新情况,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虽然也有正确的一面,如在白区领导组织各色公开反帝群众组织和在东北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没有抓住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新机遇,给革命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试析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双重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事业的一部分,当然渴望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但完成这项革命事业,首先需要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不能听任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既然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也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估量判断对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给我党带来了重大损失,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并承认错误一向是我党光明磊落的表现。我们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造成的这种双重影响,旨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正确领导,使之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

一套难得的珍贵档案史料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述要

19世纪70年代，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解散时，马克思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同志：“不要担心，朋友，如果说现在的国际死亡了，那么再过几十年，新的国际将以更加相适应的精神复活起来。”①历史很快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40年后，“一个真正革命和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诞生了”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