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1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系之探讨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到1931年9月主要成员撤离上海为止,其间对中共中央的政治指导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三个阶段,并形成了阶段性的特征。伴随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系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远东局对中共中央的政治指导经历了逐步由旁入内、由指导到指令的递进过程;而这一从旁指导监督到共同参与协商、到最后强制指令安排的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共中央两次机构改组、"左"倾错误路线日益占居中共党内统治地位、中共中央工作完全被远东局控制的过程。

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争论——以双方有关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1930年,中共党内被急速"左"转的气氛笼罩着,受其影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合作出现问题。6月,围绕中共中央提前通过重要决议的行为及决议内容,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爆发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为阐明各自立场和观点,远东局与中共中央都以书信形式互相辩驳,使冲突持续升级和扩大,并达致不可调和而诉诸共产国际,请求其裁定的地步。最终,在共产国际的调停下,争论暂时结束。由这些信件出发,可以勾勒分歧的线条与轮廓,从而分析其中的历史信息。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远东局领导中国党的工作已经9个月了。在这9个月期间，远东局一方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中国党的某个策略，确实为中国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它经常暴露出与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观点和选择不正确的策略。中央不止一次地同它进行过认真的辩论，这之后，这些错误的东西，一些被抛弃了，对另一些错误，它默默地承认了中央的观点，但对其余的错误，它至今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当时中国党中央认为，远东局观点上的一些错误，可能是偶然性的，不成熟的，也可能是由于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出现的，虽然同远东局就每个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争论。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谈到国际问题的那一部分，正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原则上完全同意这个部分，只是认为在关于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一条上补充含糊的一句话是非常不够的。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揭露他们的改良主义欺骗，是现在争取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重要策略措施之一。此外，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及策略上的差别，是共产国际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作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条作出补充。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奥斯藤：我们再来看记录。在最后的指责中，李立三说，在我们的决议中区分了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说。我们不懂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取消派机会主义是一回事。当然，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反对党；当然，两者都反对共产国际，并经常一起行动。但如果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归为一类，那我们就会犯两个错误，即思想上的错误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对他们，利用一些论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另一些论据反对机会主义分子。

秘档深处的历史——1926-1927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是共产国际为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而在上海建立的驻华机构。1926-1927年,远东局在华工作期间正值中国大革命发展波澜壮阔而又危机四伏之际。以维经斯基为主席的远东局积极参与对中共的指导,在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中山舰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然,在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远东局也犯过一些错误,或者说是执行了莫斯科方面的错误决定。尤其是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而中共只是被当作加强国民党领导地位的助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直影响着远东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革命指导方针的制定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总结远东局在大革命时期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民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研究

中国共产党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开始之时，共产国际直接派代表来华指导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渐成立驻华机构．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在华设立的指导中共革命的领导机构之一。本文拟对国民革命时期的远东局从成立到解散、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总结。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 文件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

1929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起因是远东局在1929年10月作出的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提出一些批评。认为中共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富农问题上和在工会工作中犯有右的错误。对广西军阀作出了错误的评价等等。对此，中共中央表示强烈不满。拒绝接受远东局的批评。指责远东局始终有右的倾向，在如何对待陈独秀问题上搞调和主义。要求远东局修改决议有关中共的部分。远东局不同意这样做。于是应中共的要求双方举行了三次联席会议。就一些问题展开了辩论．但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不得不决定各派一名代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请共产国际裁决。有关这场争论始末的档案文件已于1999年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三卷中发表．这些文件对于研究共产国际和立三路线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现译载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张凯”并非张太雷——与任牧商榷

关于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中国籍委员“张凯”是谁这一问题,任牧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是出席该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经深入查考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史料,可证实“张凯”并非张太雷,而是另有其人。张太雷系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成员,而并非执委会候补委员。

浅析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性质的认识是有关中山舰事件研究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实际上,事发半年后,远东局通过深入考察广州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明确指出中山舰事件源于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是"反共"、"反动"的事件,事件后广州政府政策整个右转,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窃取了广州政府的权力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远东局与联共(布)一样反对北伐,但理由与其不同,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发生转变。远东局还认为应加强国民党中的工农成分以影响国民党,最终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离作战计划述论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制订的分离作战计划受到"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同时也是远东局针对当时敌我态势和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困难而谋划的结果,是基于内线防御难以有效打破国民党军队堡垒封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替代性的军事行动方案。实行外线主动进攻的作战方针,当时是较为一致的共识,但关于分离作战形式和以东线为主要突破方向的反对意见比较多。远东局和中共临时中央排除了来自红军前线领导层的反对意见,坚持分离作战计划,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召开,共产国际远东局与这次会议有着密切的关系,远东局对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进行了筹划和指导。这次全会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共产国际及驻华远东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博古作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也应负有责任。毛泽东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为后来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提供了组织保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远东局组建始末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为就近指导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共产党的工作,再次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9年3月至1931年8月,共产国际组建了先后以雷利斯基和米夫为书记的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1932年9月至1934年10月,以埃韦特为书记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又有一个从重新恢复在上海工作到完成在华使命的阶段。文章通过对俄罗斯陆续公布的解密档案资料的解读和梳理,就远东局再次组建过程进行全面考证,揭示了大革命失败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再次组建这一驻华机构的始末。

瞿秋白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1926-1927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是依据苏联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设立的。瞿秋白作为远东局组成人员,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在帮助远东局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协调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改变了他自四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地位,获得了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同时,他在参与远东局领导工作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试析立三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

1930年,李立三主持的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生了一场争论,就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敌我力量的估计,城市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以及当时苏联援助中国诸问题上双方出现了意见分歧。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分歧并非根本的原则性的路线斗争。而是“左”倾指导思想上的策略之争而已。

论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北伐态度的影响

北伐战争是伴随着国共合作而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高潮,它对推动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对北伐问题,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顾问和驻华机构远东局有着不同的态度。远东局对北伐的态度,除了执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外,还依据他们身居中国而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判断.本文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就远东局的北伐态度、这种态度对中共产生的影响及具有的政治意义进行分析探讨,还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