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离作战计划述论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制订的分离作战计划受到"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同时也是远东局针对当时敌我态势和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困难而谋划的结果,是基于内线防御难以有效打破国民党军队堡垒封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替代性的军事行动方案。实行外线主动进攻的作战方针,当时是较为一致的共识,但关于分离作战形式和以东线为主要突破方向的反对意见比较多。远东局和中共临时中央排除了来自红军前线领导层的反对意见,坚持分离作战计划,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论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北伐态度的影响

北伐战争是伴随着国共合作而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高潮,它对推动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对北伐问题,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顾问和驻华机构远东局有着不同的态度。远东局对北伐的态度,除了执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外,还依据他们身居中国而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判断.本文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就远东局的北伐态度、这种态度对中共产生的影响及具有的政治意义进行分析探讨,还历史的真实.

浅析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性质的认识是有关中山舰事件研究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实际上,事发半年后,远东局通过深入考察广州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明确指出中山舰事件源于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是"反共"、"反动"的事件,事件后广州政府政策整个右转,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窃取了广州政府的权力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远东局与联共(布)一样反对北伐,但理由与其不同,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发生转变。远东局还认为应加强国民党中的工农成分以影响国民党,最终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中国共产党在“红船”诞生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追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他们相互交流,“相约建党”。5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与华人翻译杨明斋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以后,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对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责任的再讨论

1926年10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战争发动武装起义。起义没有成功。根据俄方解密档案和相关资料,可以认为:将中共上海区委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对立起来,认为起义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过分依赖资产阶级从而贻误时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党史新语

自责,伍豪同志要负主要责任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危及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安全。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得到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转报的这一消息,周恩来果断处理,迅速将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

上海外国语学社与我党最早的留苏学生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我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一所外语学校,也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我党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的帮助下,我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一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成立;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选址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