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共同体的协奏曲——论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共同体意识

在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西班牙人民在内战的暴力摧残下,面临着家庭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全面崩溃。但他们并未因此丧失个体的生命意识,而是在战乱中积极建立自我和他者的亲密关系,竭尽所能地重构和维护“家庭”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共同体中获得温暖和救赎,谱写了一首个人主义与共同体的协奏曲,实现了对西方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二元对立思想的超越。

中国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城乡差异及原因

目的分析城乡老年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方法使用2010年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全国性数据,对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城乡分布、地区分布基本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老年人宗教信仰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这主要是城乡老年教徒在经济收入、健康状况、社会养老保障和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所导致。老年人信仰宗教形成的信仰共同体提供的社会保障是老年人信仰宗教的重要原因,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低是老年人宗教信仰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结论加快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任务迫在眉睫。

风险视角下贫困地区老年妇女宗教信仰的影响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妇女的老年风险不断增加。贫困地区妇女呈现中老年时期发生宗教信仰选择转变、宗教信仰时间长、宗教性强等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老年风险是影响贫困地区老年妇女信仰宗教的主要因素,老年妇女通过宗教信仰所形成的信仰共同体获取宗教社会资本以抵御老年风险。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与关爱服务体系,将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老年妇女的老年风险抵御能力。

流言与暴力:法国宗教战争时期信仰共同体的边界固化

在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驱逐、骚乱、屠杀等暴力活动的发生往往伴随着流言的广泛传播,流言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凭借着"暴力触发机制"的作用,流言作为这一时期法国民众的恐慌与焦虑情绪外化的表现,推动了施暴者从受害者到正义保卫者的身份转化过程,从而加速了暴力活动的进程。面对宗教对立冲突与宗教战争的危机,普通民众对于自身所处信仰共同体现状的担忧以及在自身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焦虑都令流言与暴力成了固化信仰共同体边界、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共同体和身份认同问题构成了16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重大危机,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始终困扰着法国,成为法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一大挑战。

流言与暴力:法国宗教战争时期信仰共同体的边界固化

16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宗教战争史是一段充满矛盾、冲突与暴力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新教在法国的分支教派胡格诺派的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爆发了多达8次的宗教战争,并且发生了诸多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在近代早期的法国社会,对于普通的市井民众而言,流言是_种非常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至16世纪中叶,流言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传播也与这一时期民众暴力心理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党的建设科学化之范式解读

作为党建重大理论命题,党的建设科学化需要一个整体性的科学的概念理解框架。科学化意味着一个范式转化的历程。从范式转化的角度来整体性地理解党的建设科学化,应蕴含党的信仰共同体建设、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的辩证统一、党的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路径等,此外,还应当关注代表着"组织集体"的规范文本如何进入当下的社会情境和组织情境以及如何被党员主体解读并转化为个体实践的"科学行为"。

组织文化与组织寿命关系研究——基于企业、大学与寺院的比较视角

组织文化是组织研究的热点问题,组织寿命是组织存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和管理焦点。通过对企业、大学和寺院三种类型组织的比较研究,可以透视组织文化与组织寿命的内在关系。组织文化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到组织寿命:一是组织目标价值聚合程度和文化刚性敏感程度差异等组织文化自身构成要素直接影响组织寿命;二是不同组织文化塑造不同的员工组织承诺、上下属信任关系和客户忠诚度,进而间接影响组织寿命。在此关系机理下,目标价值聚合程度高、稳定性强、员工组织承诺高、上下属信任关系易建立、客户较忠诚的组织更长寿。企业与员工组建信仰共同体而非纯粹的利益共同体是其延长寿命的重要举措。

浅析7世纪之前的日本社会

7世纪之前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历来是史学家争论的问题,此时的日本社会与原始社会解体时的状况基本保持了一致。其突出的表现是经济生活上的部民制、政治上的氏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共同体信仰。三者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此时的日本——氏族制国家。

五圣堂的前世与今生

通过对山东郓城县五圣堂或五圣庙的历史与重建进行考察,就其历史变迁和重建的文化机制进行了人类学研究,这涉及"传统是如何来到当下""社会结构在信仰中的投射""地方人民的能动性在历史创造过程的作用""民间神职人员的法力来源""祭祀圈在村落内的再划分"等诸多问题之探讨。

汉口城市治理结构嬗变与城市空间逻辑的转换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汉口由此涸出水面,由于地处优越的水运环境,商贾云集,商业兴隆。因孤岛格局导致交通不便,汉口一开始官治松弛,各地商人自发形成同乡会和同业帮会共同管理地方,形成均衡的晶体治理结构,达成地方自治。空间形态由于缺少官方干预形成基于码头城市逻辑的鱼刺状肌理,汉口日常生活丰富多元,社会排斥较少,构成融洽的商业社会共同体。1861年汉口开埠,导致经济结构转变,地方自治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官方面面俱到的监控,自治的瓦解出现社会异化,在汉口城市中心向租界方向转移过程中,出现空间分异。汉口城墙由于受新的经济逻辑影响修建成后城马路,"马路经济"暂露头角,改变了"水运经济",城市规模也随之扩大,横平竖直的新型道路加诸新式里分住宅的建设模式于此滥觞。警察制度的建立极大挫伤了社会生态,地方自治自此让渡于官方管理。

党组织成员要注重修心修身修行

党组织成员是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抓好党建工作、推进部队建设,需要有素质高、能力强的党组织成员。实践表明,各级党组织成员只有持续修心修身修行,不断提高“政治三力”,把广大官兵凝聚成牢不可破的信仰共同体和过硬战斗队,才能保证人民军队始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对伊斯兰复兴的一种认识

在西方推广的诸多话语中,伊斯兰复兴被定性为反叛和暴力性的。这一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常识。但是,综合考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可以发现,现代伊斯兰复兴不过是伊斯兰教自身改革和调整的一个新阶段。它之所以在20世纪下半期以来呈现激进化的倾向,不仅是客观现实变化的结果,同时更是一种话语和观念演绎的结果。

当代上海“老板佛教徒”的公益慈善实践与公民意识的建构

"老板佛教徒"是上海佛教公益慈善的重要参与者,佛教公益慈善实践与公民意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老板佛教徒"组成的"信仰共同体"及其所参与的公益慈善活动,一方面是出于信仰的表达;另一方面体现出新时期佛教社团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即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团结,是公民共同体意识得以培育的载体,为志愿者精神提供了实践的平台,藉此可以建构出一种"功德互惠、精神分享"的社会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