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共同体再造——基于浙江省清漾村的调查

共同体是一种社会结合,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共同体形式伴随社会结合条件变迁而改变。本文以浙江清漾村为案例,运用共同体形式与社会结合条件关系范式,研究村落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共同体再造。村落文化旅游开发是乡村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的统一,一项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和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推动村落社会从“流出型”开放发展到“流入型”开放的新阶段,对村落共同体形成多方位冲击,促使社会结合主体由同质变为异质、结合边界由封闭变为开放、结合基础由情感变为利益和情感复合,重构了共同体建设的环境条件,实现共同体的再造。应当以共同富裕为取向再造新型共同体,在村落共同体基础上再造村域共同体,在生活共同体基础上再造建设共同体,在道义共同体基础上再造目标共同体。

乡村共同体再造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政府、社会以及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以乡村共同体为切入点,从“结构层面”出发,研究当前社会背景影响下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受教育水平低和社会支持网络弱化等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乡村共同体终结等方面的主要原因。由此,深入剖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方面的根源,进而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在于乡村共同体的再造。基于此,提出“利益共同体、契约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三个层面的建构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路径。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机理研究

作为基层治理展开的重要场域,集体经济既是村庄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依托。从已有集体经济发展历程来看,自发型集体经济、干预型集体经济、市场型集体经济、联动型集体经济都是相应治理环境的产物,也是“国家-市场-社区”三重力量整合的结果。集体经济发展要嵌入在基层治理共同体再造过程,改变“有集体而少经济”“有经济而少集体”的发展困境。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协调“国家-市场-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

乡村振兴视域下家文化与区域共同体再造--以晋陕豫黄河流域为例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需要将国家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起来,不断探索乡村社会“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晋陕豫三省地缘相近、文化相亲,家文化历史积淀深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外部力量冲击以及家族组织内部力量涣散、家文化传承载体缺失等问题,需要在运用“文化+”模式并重构家文化组织形态和传承载体的基础上再造区域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再造既是增强乡村文化认同、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下共同体意识再造对策研究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独特治理之道,反映了社会治理回归基层、回归群众的诉求,也是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思想,与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方向和愿景不谋而合。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给共同体意识再造带来了思想多元化、功能引领、和谐统一的启示,也标志着人类共同体意识的革新与概念转型。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下,从党建+组织管理、党建+文明环境、党建+区域化服务、党建+文化培育、党建+价值引领五个角度研究共同体意识再造的对策,能够为创造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乡土再造:共同缔造过程中建筑学语言的表达——以青海省湟中县黑城村共同缔造实践为例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城市资本与城镇发展目光逐渐向乡村转移,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逐渐增多,但是资本投入所实现的效益却不尽人意,建筑师介入乡村的美好愿景与现实状况也相去甚远。通过重读“建筑学语言”的内涵,发现在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多层次多维度的眼光去审视乡村,由此解读出“乡土再造”的具体内涵。从乡村建设实践的实际状况来看,正是由于“再造内容理解片面、再造主体认识混淆”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才导致乡村建筑学语言的“失语”和生长停滞。通过回顾青海省湟中县黑城村共同缔造实践,印证了乡土再造不仅仅是乡村物质空间实体的再造,最根本是乡村底层集体思维的再造,而在此过程中,乡土再造的主体是村民自己,“设计师介入乡村”应当扮演“参与者”的角色,通过驻场设计引导的方式融入到当地乡土建筑学语言的底层集体思维中,如此引导乡村自发修补的集体意识才是乡村生长的动力之源,并能形成一种可持续的乡村建设模式。

晋陕豫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重要的国家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是弘扬黄河文化,并使其融入当代民众生活的重要路径。基于当下非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应从非遗文化的内在脉络出发,加强对地方相关利益群体的关注,再造区域文化共同体。从学理上,晋陕豫三省应加快非遗学的建构,推动非遗学与黄河学的融合互补;在实践上,激活区域民众的主体性与参与性,通过多元主体合力,实现非遗的传承创新。非遗的传承创新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利于强化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贤治理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兼对长沙市“新乡贤”评选的思考

传统乡村社会低成本运转的逻辑是以乡绅为代表的农村精英与普通农民形成一个连接紧密的道义共同体。当前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使外出精英与村庄脱嵌,市场化的侵蚀使本地精英与村民脱嵌,农村因缺乏精英凝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衰败状态,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大幅增加。近年来各地乡贤文化重构的经验证明,地缘和血缘认同是连接精英与乡土的强大精神纽带,以此为动力,实行"村(组)委会+乡贤会"的制度安排可以推动外出精英与村庄再嵌,村庄公共事务开展可以推动村内精英与村民再嵌。双重再嵌将使更多乡村精英从"私领域"走进"共领域"成长为新乡贤,再造出不仅有发展速度、更有道德温度的村庄,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的实践与反思

在后乡土时代,面对乡村发展的困境与社区营造的难题,一批艺术学者进入乡村,试图通过乡建启蒙、艺术反哺社会的路径来实现“对文明的追索与社会的修复”。这是一场具有典范意义的行动实践。然而,在艺术家的审美与民众现实需求的区隔以及流动交互与日常生活经验的杂糅中,许多艺术乡建者陷入了困境。实际上,“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只有采取整体性的视角,秉持乡建者和民众之间互为主体性的关系,构筑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营造路径,才能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增强乡村的发展活力,最终实现诗意的栖居与乡村的永续发展。

生成整体论视域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机制研究

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创举。本研究在生成整体论的哲学视域下,针对保护区存在的问题,提出以非遗空间再造为契机,将人的保护与空间的保护结合起来,并发挥多元行动主体的作用以实现区域共同体的再造。这是文化修复与维护的过程,也是共同体再造的过程。生成整体论赋予文化生态保护区以重要意义:从科学共识走向社会共识、决策共识、行动共识,以此逐步将文化生态保护推向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