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善视野下秩序法益的保护——以妨害药品管理罪为视角

法定犯时代,刑事立法加强了对秩序法益的保护,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增设就是秩序法益在药品犯罪体系中独立化的体现。基于共同体善的视角,秩序法益的正当性能够在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得到证成:共同体利益的强调要求刑法更具有前瞻性、体系更加完善,同时还意味着公民个体义务的增加,在此情况下,法规范应当进行合理性与有效性调试,秩序法益的增设就是这一调试的结果。同时,克服秩序法益的抽象性的实践路径是进行司法限缩,将妨害药品管理罪维护药品管理秩序的最终意旨解读为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保护社会共同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进而使“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为其设置解释的边界。行政不法与刑事犯罪之间应当存在质与量的区别,即对于行政秩序的违反积累到侵害共同体利益的程度时,则引起“质变”,应当动用刑罚,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独立地进行刑事违法性的判断。

新时代基层善治的地方探索与实践研究——基于F市“善治共同体”构建的分析

新时代的城乡基层治理面临着群众诉求日益多元、基层矛盾越发复杂、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治理环境不断更新等诸多问题,亟待寻求更契合新时代基层治理新要求和新实践的治理理念。基层善治理念兼具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场域和目标公共化、治理方式合作化和有效性等现代治理特点,契合新时代城乡基层治理的新要求。F市坚持以党中央关于基层治理的战略部署为根本遵循,以省委关于基层治理的决策安排为行动纲领,紧贴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持续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共同体”。文章拟从基层善治作为新时代城乡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在要求出发,以F市基层善治实践切入,探究F市全面推进城乡基层善治的背景及缘起、定位与逻辑及推进城乡基层善治的实践启示与未来展望。

“网上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共同体的构建

迈入网络时代,如何协同网上治理和网下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前,“网上枫桥经验”在备受理论界关注的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拓展与创新,成为加强网上治理乃至构建基层善治共同体的重要经验。不管是综合一体化治理的拓展,还是在线纠纷化解系统的创新,抑或是“一次不用跑”的探索,都表明实践是创新和发展“网上枫桥经验”的不竭源泉。新形势下基层善治共同体的构建与“网上枫桥经验”的拓展,需要我们将党建引领的政治方向与人民中心的政治立场、“枫桥经验”的原则精神与思路创新、基层治理的组织化与资源支撑的多元化有机统一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未来善治图景

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叠加的冷峻现实,激活了“世界向何处去”的全球善治图景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历史必然性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了全球治理的未来善治图景。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善治图景有其影响因素,但是更有其客观历史时空条件。主要包括:其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其二,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政治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实现全球善治的科学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有力引领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不仅能让现实世界早日走出全球治理的困境,而且能让全球善治图景真正落地而最终成为现实。

清末民初国家伦理“共同体之善”的价值预设进境

清末民初,感召与生发民众对于民族国家伦理凝聚力的内在认同,重塑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及在“共同体”之上将近代国家伦理的建构深入推进,是时人对于“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承续和实现“近代化”的共同愿景。“共同体之善”价值预设进境的提出,是仁人志士们先行对于国家伦理的基本规定性进行设置,对共性问题提出伦理要求、形成伦理规约,生发出近代国家伦理活动的精神前提。事实上,仅仅出于对伦理现象反思及批判基础之上的价值预设并不能真正成为解决“伦理失范”困境的铤钥,只有坚持承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伦理反思立场,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列强现代生产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束缚本质,真正挖掘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含义,形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屹立不败的“伦理自觉”。

叙事装置、灵的启示和善的共同体——解读迟子建《烟火漫卷》的城市书写

在最新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中,迟子建探索了一种具有个人印记的城市书写。为了有效地勾连起某种具有总体性的城市生活,写出城市烟火之漫卷,作者打造了三个特别的叙事装置:护送车、榆樱院和小鹞子。这三者在小说中不是一般性的物,而是承担着为故事推动提供可能性、连接更普遍的城市生活经验以及凝聚善的共同体的叙事伦理功能。迟子建既站在城市的内部书写了城市的建筑、文化和地理,城市人的日常、悲辛和命运,更站在城市的外部,塑造了黄娥这一别具神采的自然之子的形象,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又对城市生活的困境和拯救提供了灵的启示。迟子建的城市书写,延续了她以往写作那种属灵的精神线索和现代性反思意识,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城市书写新的生成路径。

民粹主义的德性背离及其后果

作为民主的“阴影”,民粹主义多被视为一种带有负面色彩的现象。既有研究多将这种负面色彩归纳为非理性、非法等,但其仅能够涵盖民粹主义的部分面向,无法揭示民粹主义道德品性等层面的问题。文章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进一步阐释民粹主义负面色彩。“德性”基于整体善的目的,是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优秀成果的品质。德性可作为区分政体优劣的重要标准。在规范层面,民主推崇一种德性的政治,遵从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如节制、大度、公正与友爱,以及理论智慧与政治审慎。而民粹主义背离了德性,表现出欲求无度、狭隘排他、偏私伪装、对立斗争,以及理论智慧缺乏与政治审慎背离等特征。民粹主义背离德性,最终导致共同体价值侵蚀与民主秩序紊乱等困境,应当重新审视德性对民主运行的规范功能,促进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行。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周易》的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以生命精神为中心

生命精神作为了解万物的存在和价值的核心,是生命体意识的精髓。它是从天地的构架上发现的。天地作为一切生命体的发源处,标志着生命体生成和变化的构图,其构图中有生命发挥的方式。《周易》的生态价值观以宇宙的模式为基层,以自然的现象为实质,以乾坤的卦象为标志。生命精神,就宇宙模式来说,发挥为时空间性的结构;就自然现象来说,呈现为生态性的关系;就乾坤卦象来说,表现为全一性的方式。而且,宇宙具有一种生命力,是由时间的流动性和空间的占有性而发挥的。从生命精神来看,万物之间的对立、紧张、冲突都是达到更高层次和谐的"可持续性"的方式,可以说,这里既有生命的实在性,又有实在的生命性。《周易》的世界观以自然生态界的循环过程为内容,从中集中照明生命性的原理,本质上蕴涵着真正的人间观,即作为实在的人和作为人的实在,这既是"生命共同体的善"的所在,又是所谓"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