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职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治理的几个重要问题——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论述了高职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治理的几个重要问题,即目标平衡问题、地位平衡问题、需求平衡问题。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地位和需求因时因地而各不相同,只有在凝聚共识、瞄准目标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处理好以上问题,才可能使共同体的目标得到实现。

治理共同体与共同体治理:超越既有的边疆治理研究传统

当前,边疆治理研究呈现出了“族际主义”和“区域主义”两种研究取向。“族际主义”取向学者将解决民族问题视作边疆治理的核心。“区域主义”取向学者在反思了前者不足的基础上,将解决发生在边疆地区的各类问题作为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但是,“区域主义”取向在现实中有可能导致中央与边疆、边疆治理和国家治理以及边民和非边民之间产生新的“二元结构”,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因此,为了避免陷入割裂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地方主义”陷阱之中,现阶段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共同体”的视角重新审视边疆治理,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功能,推动跨地区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从而打造边疆治理共同体的新格局。

走向共同体治理: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理解"国家"是把握国家治理概念及其发展方向的前提。面对个人中心的国家哲学,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人的本质理论构建了个体和共同体辩证统一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国家,作为共同体异化的产物,是为剥削阶级谋取私利而创造的虚幻形式;共同体,作为人类集体形式的理想状态,应是为所有个体平等提供生产生活需求的公共平台;从原始共同体、剥削阶级国家到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国家治理向共同体治理转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趋向。因此,当代人应该充分关注马克思共同体视阈下的国家及其治理思想,从重视人民管理公共事务的自主性、健全人民民主的渠道和形式、谨防社会关系异化的新形式以及维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等四个方面不断探索。

自组织调适视角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及其履责路径

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呈现出由行政化职责同构迈向自组织均配调适责任的内在变迁规律。在自组织调适视阈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体系关涉内外联动、结构异质、竞合涨落与反馈调适四大核心要素,不同责任主体与自组织系统形成分异化、多角色、交互性关联机制,责任履行的路径集中体现在负熵渠道畅通、差序化协同、分异利益融汇与自洽循环调适等方面,即通过坚持平衡资源配置、开放兼容、监管强度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开放原则,优化其履责情境;通过形构不同角色差序化协同的治理模式,明晰其履责角色;通过坚持利益平衡分配原则、个体理性服从集体理性、分配程序公正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公共利益结构的优化路径,激发其履责动力;通过正负反馈链的交替循环和持续作用,提高其履责效能。

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重建——兼论中国社会共同体治理的具体矛盾与治理智慧

风险社会由现代性走向自反所导致,社会共同体异化与个体陷入生存困境是其突出问题。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视域下,风险社会本质上是资本现代性及其全球扩张的结果,这一历史结果导致了“资本共同体”的统治,使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陷入异化困境,成为风险社会的根源和所要破解的基本矛盾。风险社会治理要求以超越资本主义为根本立场,重建现代社会共同体,重塑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共生性关系,以此作为应对风险的现实出路。中国社会共同体治理面临着传统性、现代性与未来性时空交叠的复杂矛盾,这要求在共同体重建与个体性重塑的双重任务中构建起社会主体成员的和谐共生关系,同时实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融合与辩证统一。

共同体治理:超越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模式

当我们追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何种治理模式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问题的时候,比较目前常见的三种治理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就具有重要的学理性价值。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主要从共同体治理的视角着重阐明它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运行的政治逻辑和共同体治理过程的制度安排,从而对共同体治理加以评价,有其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的优势,但也有其不足,不是取代而是补充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治理理论探析

治理问题是包括治理理论、治理理念、治理实践、治理模式等基本范畴在内的且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的一个学术热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为研究治理问题提供了一种新视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最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为依据,探讨包括创造与融入“世界历史”的共同体治理生成、作为“物质关系直接产物”的“关系体”的共同体治理本质、立足“现实的个人”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共同体治理目的、采用“不同类别循序渐进”的共同体治理方法、注重“治理的主体、目的、方法”有机结合的共同体治理控制等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治理理论,以期为学术界进一步加强治理问题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战略空间、功能定位与共同体治理机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研究”开题综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研究”开题论证会于2020年7月18日在宜昌召开。会议由项目首席专家、三峡大学校长何伟军教授召集,来自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昌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参会。

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探究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从单一的治理工具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核心部分,不仅是赋能政治共同体建设和利益共同体建设的全新引擎、关键保障,而且是赋能价值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联结纽带。同时,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面临着数字技术自身发展不成熟、既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思维难以适应社会快速转型发展要求等现实困境。坚持“数字技术+政治共同体建设”、完善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利益共同体建设的体制机制、平衡数字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继续推进价值共同体建设,则是不断优化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策略选择。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阈下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失衡及其重塑

社会心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心理基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能有效消解当代中国基础社会心态失序的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与社会心态之间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人民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一环,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实践指向,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逻辑耦合,具有本质相关性、整体联动性、互构共生性,为推动构建良好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存在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带来基层社会心态失序、“陌生人社会”带来基层社会信任危机、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导致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基层社会心态圈层化催生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一定程度影响并阻碍着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和成效。因此,亟须完善社会心态失衡的疏导机制、利用数字化手段建设社会信任、激化社会心态治理的多元参与、整合多方资源打破社会心态圈层,切实推进和谐社会心态秩序的建设。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就其联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由此表现出二者互为实现途径与目的的内在耦合关系。就其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是其理论本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是其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其理论底蕴。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价值-制度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复调叙事之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构成破解乡村解纷机制碎片化的可能方案。立足转型期乡村社会境遇,从共同体理论切入,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可视为乡村多元解纷行动者以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为保障,创设乡村纠纷调解方案,推动乡村纠纷治理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有机集合体。从逻辑上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内嵌着价值意蕴与制度体系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价值意蕴是核心,侧重阐发从共同体成员个体、组织、社会的多元价值追求,并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目标愿景。制度体系是保障,重在厘清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中差异化解纷行动者的身份边界及其治理结构。价值意蕴对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导向引领功能,制度体系则是价值意蕴的外显形态和实现凭借,两者及其关联性成为理解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面向。未来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价值内化机制与制度行动体系,驱动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迈向新高度。

服务与空间融合: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优化路径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准切口,承载着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任务与人民期待。在基层场域实现服务与空间的融合,不仅为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布局分散化、邻里关系淡漠化等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更是明确了以空间承载服务、将服务嵌入空间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以青岛市李沧区新时代邻里式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为例,可归纳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党建引领、资源联结、共识培育的融合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规范化、可推广的解释机制与经验借鉴。

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及运行机制——以Q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例

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目标,要求其向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模式转变。治理共同体依托于乡土社会长期孕育的共同情感,是一种富有弹性、可依情境变化而被灵活建构的治理样态。对Q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遵循着“激活-形塑-行动”的整体过程。需求与资源两种要素的双向耦合刺激“共同意识”的生成,而通过共识汇集、规则筛选和约束吸纳三重维度,治理共同体得以形塑和明确行动边界。在具体行动中,民主协商、核心领导、行动激励和风险包容等四项机制保证了治理共同体的有序运行和效能发挥。

集成式耦合: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有效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存在行政推动有余而内源活力不足问题。基于国家善治与筑牢基层基础的要求,集成式耦合既追求共同体要素的集成,又重视增强治理要素间以及秩序与活力的耦合效应。治理取向上,它贯通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路径,推动国家与社会双在场。治理基础上,它从价值认同、利益整合、激励保障和资源聚合等维度,稳固基层秩序并激发社会活力。治理结构上,它积极应对属地管理和科层制治理所带来的挑战,注重多方协同、上下联动和系统集成,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致力于提供目标导向、基础保障、动力支持和科技支撑,集成式耦合借由价值机制培育目标共同体、利益机制塑造利益共同体、激励机制形成责任共同体、智慧机制打造数字共同体,进而构建立体化、动态性和可持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整体性学习共同体: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的治理策略

公共危机的特征决定了危机学习应当是多方协调的知识整合行动。危机事件打断了组织的正常秩序,迫使组织对内部要素进行分析与重构,但碎片化的危机学习无法有效缩减组织智慧盲区,致使治理知识难以匹配复杂危机情境。为切实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公共部门组织韧性,需将整体性内核嵌入危机学习行动中,促进多主体知识流动,构建信息长效共享的危机学习网络。本研究以整体性治理为分析框架,从理念、主体、机制、制度、技术等层面对当前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现象予以分析,归纳出科层权威下的策略应对思维、组织制度惯性、问责负激励等碎片化诱因并提出形塑危机学习共同体的策略。

社区基金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价值与路径分析

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在参与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社区基金会可以通过发挥平台作用有效构建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最终形成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然而,社区基金会自身发展还面临着角色定位不明确、链接慈善资源能力不足、行政色彩浓厚、专业人员紧缺和动员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其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效能发挥。因此,未来社区基金会应从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拓宽筹资渠道、理顺与政府间关系、打造专业服务队伍、营造良好社区公益氛围等方面进行优化,以期助推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初探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古代“多元共治”思想体系的守正与创新、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丰富与完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很多,本文认为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需要依靠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切实支持,所以研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对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克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形成“多元共治、多管齐下”的良好局面,才能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

党领治理共同体: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动力——基于治理力量范式的回塑性建构

现代化治理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合力共治。国家、社会和市场是现代治理的三大根本支柱,在人类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分别形成了市场中心主义治理、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和社会中心主义治理三大治理范式。这三大治理动力范式,因其以某一核心力量为中心,其它两个核心力量为辅助甚或缺失,故而难以推动现代治理的有效运转,加上三大治理力量因其本身固有的限度相继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从而导致治理不力。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不懈努力,我国在党建引领治理中创生出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新范式,创构出了“政党有力领导、国家有为服务、市场有效配置、社会有序参与”的协同合作治理动力,构生出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共治的党领治理共同体,进而推动中国之治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