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村并居后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的构建——以青岛莱西市为例

合村并居作为一项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措施,却出现有的地方实施效果并不好的现象。学界大多从并居方式的不适宜,政策的偏失,利益的博弈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精神层面的原因。因此,为了给合村并居后的农村社区提供借鉴,采用案例分析法,以青岛莱西市为例,对其合村并居后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过程进行了探究。发现莱西市经过共享信念的形成,情感与德性的构建,共同义务的承担,公民精神的培养最终形成了具有共同体精神和信念的农村社区。

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的重塑与再造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认同感不强等问题,社区建设陷入了"共同体困境"。农村社区建设要突破"共同体困境",关键在于重塑社区共同体精神,"实现自治"则是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重塑的内生动力。以自治空间重组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纽带、以集体产权发展壮大为引擎、以协同共治为主旨构成了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培育的社会根基。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再造必须通过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社区政策体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壮大集体经济产权、培育社区组织、充实社区发展资源、开创协同共治格局等路径全方位展开。

从榜样教育到共同体精神培育：社会道德教育模式的转变--以“最美现象”为例

作为一种古今中外通用的教育模式,榜样教育在教育特别是德育领域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最美现象"实质上是一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与传统榜样教育不同的是,"最美现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传统知识型"道德域"带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从而改变了缺乏生活性的传统榜样教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社会道德教育模式应逐渐从榜样教育转向共同体精神培育,既要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新媒体中,提升人们对主流道德和价值伦理的广泛认同,又要积极引导人们在职业生活和社区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实现道德共识与道德行动的统一。

学校德育从集体主义到共同体精神的实践演进

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是学校德育的价值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主义是学校德育的基本价值立场,背后反映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规定。随着社会的转型,集体主义显露出价值规范的乏力。“共同体”精神内含包容个体及共生共长的特性,在新时代,它是对传统集体主义内涵的一种发展,是适应新时期社会道德发展的需要。对此,新时期学校德育顺应社会道德价值的演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促进学校助力于共同体精神的培育:建立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构建共同参与的民主机制,培育互相关怀的情感气氛,尊重学生发展的个性差异,加强共同体精神的实践内化。

权力渗透抑或共同体精神培育——新农村社会建设基本问题探讨

本文在对经典文献中共同体及其精神辨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家族、宗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文化和绅士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较好的自治传统和共同体精神。由于社会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在当今新农村建设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乃是保留与培育出适应现代新农村社会发展的共同体精神,如此才有可能把新农村建设成为和谐的新农村。

共同体精神与和谐社区

本文在对经典文献中共同体及其精神辨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家族、宗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文化和绅士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较好的自治传统和共同体精神。由于社会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在当今社区建设中,最为核心的使命乃是培育出适应现代社区发展的共同体精神,如此才有可能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社区。

中缅边境战“疫”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凝聚——基于打洛口岸周边村寨的田野调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各民族命运与共而形成的。中国在战“疫”中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与升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蕴含着中国国家建构的价值指向,是验证中国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文章通过中缅边境战“疫”叙事,即境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边境疫情防控网格治理现代化的认知,强调在后疫情时代,各民族同胞要坚守为民、团结、奉献、奋斗及天下等战“疫”精神,增强“五个认同”,确保战“疫”的伟大胜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承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西铭》与共同体精神的思想萌芽

《西铭》作为张载哲学著作《正蒙》的压轴之作,其高度浓缩了张载关于太虚之气的宇宙本体论、“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论,“民胞物与”的道德理想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看,张载的《西铭》体现了“民吾同胞”的“天下一家”情怀、“物我与也”的生态文明观念、“爱必兼爱”的共同发展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精神的思想萌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源头活水。

兼和相配,包容共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当代价值

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说,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了具有共性的世界文明,涉及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代表人物有佛陀、孔子、耶稣等等,此后东西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和印度止步不前,欧洲因不断突破而获得新生。孔子代表的文论传统注重审美,是形质与神韵合一的文明连续体的本色,与柏拉图代表的理性诗学特征形成对照。时至20世纪,皮尔士的"万象生态"和贝特森的"万物生态"以强调关联为特色,号称是对心物二元对立的纠正,却暗合于中国古代物感物觉不脱离象征意义的文明连续性之中。地天相通、兼和相配是中国文明的核心理念,也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价值的根基,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要和其他民族的共同体精神交流互鉴,培育和发展重叠共识的价值观。

悲剧意识与共同体精神——关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悲剧艺术的一种分析

用比较文学的眼光审视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可以说他们在东西方戏剧上的成就都具有世界意义,这与他们都属于文学家当中最富于哲学思想的一类作家是分不开的。他们的代表作《哈姆雷特》和《牡丹亭》都蕴含着丰厚的政治哲学意味,体现了作家对悲剧艺术与当时社会共同体精神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从美学以及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他们的悲剧艺术成就和核心人物形象的魅力所在,可以将其艺术精神和启示意义归结为:两位作家正是从各自主人公的性格遭遇出发,探究了人性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展示了混乱时代的特有的焦虑,并借此宣示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共同体精神和人格所应有的品质。尽管这种理想状态几乎无法达成,却完成了文学的使命——它提醒着人类追求正确的目标。

共同体﹑共同体精神与城市社区——以上海市临港新城为例

该文选取了现代社会中一个小范围且典型的事例——城市社区,试图探讨在现代城市社区中共同体及其精神存在的必要性,并通过分析临港新城主城区的各个社区所具有的多方面特质,寻找培育共同体及其精神的可行路径。

城市社区服务中的共同体精神培育路径——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案例研究

共同体精神培育和社区服务供给均是社区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前者的实现通常被寄予社会性主体之上而较少关注市场主体的功能,且鲜有将市场性社区服务供给与共同体精神培育相联系的视角。通过非参与观察、焦点小组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一个市场主体通过关系营销模式提供城市社区服务时客观上培育了社区共同体精神、间接上推动社区治理的案例,呈现社区居民在社区管家的关系式社区服务供给中如何经历初识和了解、互动和熟络、网络和共同体三个阶段,由较为疏离的关系状态发展到熟络、互助的状态并初步浮现共同体轮廓的路径。基于案例分析结果,建议深化对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功能的认识,注重发掘各主体在社区生活场域中的正向潜功能;注意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局限性,由政府和社会主体充分发挥相应优势,接续市场主体进行社区治理的功能补缺;此外,还应注意对多个社区治理要素之间的共变关系保持观察、研究和进行适时干预。

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凝聚与升华——基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引领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命运与共、战胜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在抗击疫情中彰显出的为民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以及伟大奉献精神的精神内核,需要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引导和榜样示范等方式发挥其重要作用,继续助力中华民族战胜困难、不断前进。

《二月的烟斗》中的共同体书写

查尔斯·雷德·科恩是奥萨奇部落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二月的烟斗》讲述了奥萨奇部落中几名成员遭受白人设置的印第安事务所蓄意制造的“意外事故”而反抗的故事。根据费迪南德·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本文从三个方面: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揭示了查尔斯·雷德·科恩的小说《二月的烟斗》中人物之间的互助关系,证明书中大多数的奥萨奇族印第安人,无论老幼,无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个共同体治愈了主人公所遭受的由白人带来的所有伤害。首先,莫莉和约翰的祖父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约翰摆脱危险,从不同角度修复了他的心灵,且他们都与约翰在同一个血缘共同体中,这是约翰能够得到安慰和治愈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其次,从小说中可以看出,Mi-keh-wa-ti-an-kah(a Sun Carrier)代表了与约翰属于地域共同体的群体,他对约翰的支持和安慰是地域共同体的凝聚功能,用以治愈主人公。最后,精神共同体中,芭芭拉和汤姆都是那些与约翰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也没有共同土地的人,但他们仍然在尽最大努力保护约翰,愿意与约翰分担忧愁,分享幸福,在考虑问题和面对危险时将约翰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拯救约翰的人。

小说《岛上书店》共同体的文学想象

以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为视角,探讨了小说《岛上书店》对多维共同体的建构,即平等相待、包容和睦的地缘共同体和同向同行、同甘共苦的家庭共同体以及同心同德、读书向善的精神共同体。三种形式的共同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谐共生。地缘共同体为家庭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情感联结的地理基础,精神共同体架起了联通地缘共同体和家庭共同体的精神桥梁,家庭共同体反过来又支撑和强化了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文学想象交织呈现,相互依存,建构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好世界。

从失语到复声:论《魔幻玩具铺》中精神共同体的形塑路径

小说《魔幻玩具铺》有一个从失语到复声的情节:主人公玛格丽特舅妈在新婚之日失语,在狂欢之日复声。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观之,这一情节设置蕴含了作者安吉拉·卡特对于精神共同体形塑路径的思考。玛格丽特舅妈通过分享衣物、同奏乐曲、共享食物等,挣脱了父权、种族、阶层的枷锁,以三种不同身份组成不同类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呈现了精神共同体多样化的形塑路径,最终玛格丽特舅妈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恢复了自我的声音。

共情修辞与文化向度:纪录电影《大学》的“精神共同体”叙事

纪录电影《大学》围绕四位清华学人交叉叙事,从年轻稚嫩的大一新生到白发婆娑的荣休院士,将大学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个体命运的发展过程中,让观众看到了这些国之栋梁的朴素与伟大、执着与坚守。本文从共情修辞、文化向度、叙事方式三个维度阐述“精神共同体”的引领作用,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旁观者,都可以在电影中照见自己对于大学精神的理解,同时对青少年进行积极正向的价值引导,进一步展现了电影的社会功能与教育价值。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再凝聚

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民族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行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攻坚克难的重要因素,其蕴含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及价值,是考察、验证我国国家能力、国家治理水平、社会团结、民族团结的重要指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个认同为核心建立的具有"立体同心圆"特点的社会关系为社会基础,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与效能为治理基础的"全体中华民族人民"的新时代共同体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实现了进一步的凝聚与升华,强化了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共同体精神视角下的高校青年教职工归属感研究

大学共同体精神是引领高校教职工归属感和认同感生成的核心与灵魂。本文梳理分析了大学共同体精神的产生与传承过程,并对大学发展过程中影响共同体精神和教职工归属感的大学组织结构、规模和制度性因素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从营造共同体文化氛围、构建共同体制度环境、改革共同体参与机制等方面,对涵养大学共同体精神,强化教职工归属感提出了对策建议。

精神共同体及其形成路径探析

建设美好精神家园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精神共同体作为真正的人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是满足人的精神情感需要的最基本方式,也是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具体形式。因此,从学术上对精神共同体类型、特点、价值及其形成规律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分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