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中共同体自治的边界

法治社会在突出法律在国家治理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共同体自治的意义。共同体自治意味着根据规则自主管理内部事务,所涉及的最重要问题即为共同体与国家规制之间的关系。共同体自治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但不可能完全脱离国家的规制。国家权力对共同体内部事务的介入与规制有其必要性与局限性,因此,需要注重其介入的合理尺度与形式,实现国家规制与共同体自治的有机结合,达致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中国式的“自治共同体”:论作为“帮”的梁山泊

梁山泊类型的中国"帮"式自治共同体,具有超家族的家族性、乌托邦追求的异托邦性、非生产性的生产方式、强者面目的弱者集合、神圣格调的神秘化等性质。梁山共同体的"蜂群模式"效率,来自于共同认同的核心信念与内部制度设计的公正公平性,"原则性的道德"高于"团体道德"以及仪式的养护。但是,随着这种共同体核心信念的萎缩与消解,权利意识导致团体功能和制度的异化,以及成员们个性人格的变化,"帮"只能通过不断地与外部力量的战斗来强化边界以凝聚团体,一旦团体外部压力消失,这种自治共同体就必然走向崩溃。

社会自治共同体的变迁与社会转型——《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指出,法国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与传统社会自治共同体的衰败,这两者间的互动互促关系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形成的内在机理。这一观点是相当有道理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有效的城乡自治传统,是中世纪法国封建制稳定存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而这一基础被动摇之日,也就是法国封建制度解体之时。历史地看,成功的人类文明都需要有广泛而有效的社会自治作为自己的基础,而社会转型成败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维系于社会能不能因应时代变迁而更新自己有可能落伍的自我治理形式。传统的社会自治如何实现自我超越,是托克维尔留给我们的一个后续性课题。

健全学术自治共同体体系才是学术生态整饬之道——驳李涛和邬志辉“小共同体的生成”治愈“学术痔疮”论

该文作者认为,李涛和邬志辉以"被装入口袋中互不相融的大小马铃薯"比喻中国学者做学问的方式,与其讨论如此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口袋土豆论",不如实实在在地讨论一些高度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和学术制度问题,不如实实在在地关注一下学者在高度行政化关系网氛围中的身份困惑、角色异化、前途迷茫等问题。他们声言要以处理"学术痔疮"来根治一大堆"学术顽疾",既没有找准问题的关键,也没有找准问题的要害,更未切准当下中国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命门,实在是既不对路,更不得法。他们基于"口袋土豆论"和"学术痔疮论"等种种论断或者理由,提出了以"学术小共同体"来"展开祛学科式学术革命"的主张。然而,假若以"学术小共同体"改造中国当下的学术生态、改造中国当下的学术评价方式和体系、改造学者的当下学术境遇,无异于痴人说梦!成系统成规模的学术自治共同体体系的健全、强化和健康发展,才是消除学术生态种种乱象、破除高度行政化桎梏、根治学术腐败最为基本的整饬之"道"。

共同体治安自治理论的内涵与实践路径

快速社会转型推动社会治理思想的演进和治理方式的转变。共同体治安自治理论着眼于城乡社区纠纷、警务机构工作负荷加重、社区力量参与治理不足等问题,以发挥党委政府整合功能、全员参与社区治安、分工协作、整体营造、法治支持等思想为主要内容,旨在通过重构共同体整合体系、明确共同体分工协作关系、调动共同体组织和成员参与共同体治安和整体营造的共同体自治活动,实现共同体整体发展和社会稳定。树立治安共同体整体营造理念,改革共同体整合机制,重构共同体法律支持体系是实现共同体治安自治的主要路径。

自治共同体:促进乡村教师发展的创新平台——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港实验学校和大丰区小海镇南团小学两所学校为例

乡村教师"自治共同体"是在"自治"统领下的乡村教师自觉、自愿、自发的指向于教师专业发展、协同发展、精神发展的一种民间性组织。以共读名著、共研课堂、共写随笔为主要手段,致力于乡村教师的相互学习、一同研究、共同成长,形成了乡村教师"自治共同体"专业发展的"共读、共研、共写、共商、共享"的有效路径和"聚、行、思、建"的有效策略,为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乡村教育的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自治共同体与自治权利:西班牙地区自治制度解读

西班牙地区自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自治共同体机构相同、权利不尽相同,自治共同体的议会和政府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制度本身彰显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并存,以公民权利保护为法律基石,共性与差异性相统一,以及开放性等特点。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既有可资借鉴的成分,也存在包括会危及国家安全在内的诸多隐患。本文强调指出,西班牙地区自治制度并非尽善尽美的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制,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不能动摇。

公众参与:新时期舆论引导的正确选择

当今世界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观念日趋多样化,大众传媒通过"单向意见整合"使社会思想一体化已不可能,变革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势在必行。沿着历史文化脉络考察可以发现,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源自文化精英主导的话语方式。还话语权予社会公众,让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舆论引导是传播社会学中"社会参与论"的题中应有之意,社会调查也表明这种舆论引导方式更为有效。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舆论引导既与以共同体自治为特征的良好治理方式相适应,又与发挥公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的中央精神相一致,并与互联网带动下的交互式传播潮流相契合,因而是新时期传媒的正确选择。

乡村治理视域下村干部职业化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进路——基于对F市C镇的调研

作为乡村治理的实践创新,村干部职业化在增强乡村治理效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选人“行政化”使得村干部形象官僚化,赋权“差异化”使得村干部权威参差不齐,赋能“形式化”使得村干部能力提升滞缓,留人“乏力化”使得村干部工作热情不高,这些现实困境在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进一步推进村干部职业化,应重塑乡村自治共同体,推动村民共同参与;从村“两委”到村小组纵深推进;完善职业培训机制,建设高素质村干部队伍;构建物质加精神双保障机制,以实现有效激励。

格劳秀斯民法思想初探——以《战争与和平法》为分析文本

胡果·格劳秀斯以其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构建了独立、完整、系统的国际法学科,被称为"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著述中所蕴含的丰富民法思想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其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自然法理论,主张国内法和国际法均应以理性自然法为基础。同时,秉承平等、诚信、公平等理念,格劳秀斯从理性自然法揭示了人类的社会需要,从上帝创世剖析了私人财产权的产生,从诚信角度探讨了权利的享有与限制,从利益衡量出发阐述了民事责任的承担。在完成对民事理念与自然财产权的阐释之后,其最终着眼于民事共同体自治,以契约规则和救济程序构建起民事主体的自治体系。

不一般的“奖品”

特级教师俞正强认为,提高教学水平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术",另一条路是K术"下面的"道",这才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让学生友教师、爱教师,让教师值得学生友和爱,有了这些,教学就会事半功倍。教师的不一般的"奖品"就是"术"下面的"道"。

论作为社会公权力的基层自治权之本源

实践中诸多与自治制度有关的疑惑和讨论归根结底都与对自治权本源的认识和看法不同有关联。但是我国对自治权本源的研究却缺少应有的关注，有限的研究既零散也不系统且不深入。依基本宪法原理，结合现有法律文本以及基层自治的历史实践可以发现，基层群众自治权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公权力，源于成员让渡，经国家承认而获得合法性。自治权源于成员直接让渡而非国家授予意味着基层自治共同体与国家之间并非纵向隶属关系而是横向平行关系，国家不能任意收回基层自治权，也意味着基层自治权行使的直接依据是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其遵循的是“不抵触原则”而非“依据原则”，这也意味着基层自治共同体可以在不突破现有法律规定范围的前提下进行自治组织结构架构的创新。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的村落结构

战国秦汉之村落由早期村落演化而来,但无论是村落空间结构、社会结构还是信仰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早期村落所失去的重心得以重构,被剥夺的功能不断补充。战国秦汉村落既是“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的居住共同体,又是“守望相助,百姓亲睦”的生活共同体,还是“四邻并结”“倾盖社场”的信仰共同体。与之同时,村落也被纳入自上而下的王朝组织体系中。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基本被乡里组织覆盖,成为乡里体系的地理空间载体,村落的自然属性被限制在特定范围内。因而,战国秦汉村落无法构成欧洲中世纪式的村落自治共同体,其实质是王朝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地缘行政组织与村落共同体的复合体。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基因构成,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村内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从一事一议的制度困境谈起

一事一议制度由于无法排除搭便车者而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财政奖补政策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并不能彻底破解集体行动困境。走出困境的关键之一在于村内公共权力提供可信的承诺和威胁。对于村内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和村规民约罚则的效力,司法实践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学术界也存有争议。作为自治事务管理者和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时,村自治共同体行使的是村内公共权力,其源于村民权利的让渡,行使依据是村规民约,是一种基于同意的权力,其强制性体现在作为公意的村规民约对村民个体意志的强制。承认村内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其有强制执行权,其强制性的实现方式可以是直接执行、间接强制,但最终依然以国家公权为后盾。

村委会参与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的法治化路径

村委会在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的参与过程中,承担着自治职责、法定职责和辅助职责,为了化解村委会参与中的若干现实困境,需要予以法治化改善。村委会是按照村民居住地设立的,由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的自治共同体。对村委会在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中法治化参与路径的研究,需要梳理相关法规范依据的演进,从而确定良好的改善方向。

村民委员会产生后,必须设村民小组吗

答: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村民委员会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村民自治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我国有些地区村民较多或者村民委员会管辖范围较广、居住分散,为了便于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根据居住状况或者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将村民划分为若千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