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共同体和共同体警务:当前我国社区警务理论创新及启示

本文基于落实党的治理思想和应对当前出现的治理问题,在反思社区警务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治安共同体治理及其重要构成部分——共同体警务治理理论。“共同体警务”的概念意指基于共同体认识基础上的基层公安工作。基层警务回归本职工作、警民合作、以人为本、整体营造、在地化治理等是共同体警务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转换警务观念,回归职能地位,重构基层公安体制机制,开展沟通警务、合作警务、特色警务等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警务治理共同体的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新的部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农村警务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警务治理的新视角,通过分析共同体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结合农村地区警务治理的现实困境,从体制机制、科技赋能、社会协同三个方面出发,探索出多元共治的警务治理共同体实践路径,能有效提高农村警务治理水平,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平安支撑。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的警务共同体构建路径分析——以浙江“警务广场”为例

警务共同体是新的历史阶段下,处于平等关系的多元治理主体基于共同的利益目标良性互动、相互信任、形成共同合力的有机整体。目前我国对警务共同体建设的探索仅存在于个别地区的警务实践中,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建构体系。2009年浙江省湖州市“警务广场”行动是我国警务共同体构建的先锋计划和典型案例,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有公安机关职责泛化、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地区运行存在差异、精神合力发挥有限等问题。在警务共同体建设领域引入“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角,提出多元主体联动、公安机关角色转换、增强治理主体活力等完善建议,以期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新时代背景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警务共同体构建路径。

警务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基层治理价值研究——以永春县“村干部兼职辅警”为范例

面对愈发复杂的社会环境,现代警务机制应调整以满足当前社会治理需求,构建警务共同体适应基层治理的要求。以永春县为蓝本的基层推行“村干部兼职辅警”,形成了独特的共生性基层警务共同体,其所凸显的应坚持“党建为统领”的政治灵魂,完善组织保障体系;坚持“矛盾不上交”的和谐理念、健全运行机制体制;坚持“平安不出事”的主责主业、提升智慧警务应用水平;坚持“服务不缺位”的根本宗旨、提高人民群众满意率,可型构现代警务共同体建设规程中的主要内容。

共同体治安:当前我国社区警务理论研究趋势与创新

本研究将社区警务理论的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3-2000年,此阶段为社区警务理论研究的发轫期。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以引介西方社区警务理论为主。第二阶段为2000-2012年,此阶段为社区警务理论研究的爆发期。第三阶段为2012至今的反思和提升期。第三阶段的研究呈现多元化、本土化和不断深化的趋势。经过比较研究,在地性、人本性、交往沟通性、共同参与性、治本性、自治性等社区警务特征逐渐浮现。社区公众治安参与理论、在地化理论、以人为本思想、交往沟通理论、警务共同体营造理论、社区安全自治理论将成为中国式社区警务的特色理论。

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警务共同体建设研究

“打防结合、整体防控,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是新时代下公安基础性工作的重要内容,警务共同体是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路径。本文以绍兴市某区的合作治理理论为依据,以警务站为载体,建设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特征的警务共同体,并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丰富经验,这些对国内其他地区构建现代警务模式、迭代现代警务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警务共同体:合作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基于浙江省绍兴市的案例观察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人民性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的本然要求,建设警务共同体是加快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应然举措。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以首善示范、永葆前列为总体目标,扛起新时代“枫桥经验”这面大旗,把警务站作为重要载体,建设更多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理念的警务共同体。该项工作的基础扎实、成效明显,对其他城市创新发展现代警务模式、持续迭代现代警务体系、全面融入现代社会治理大格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警务共同体:合作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基于浙江省绍兴市的案例观察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人民性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的本然要求,建设警务共同体是加快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应然举措。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以首善示范、永葆前列为总体目标,扛起新时代“枫桥经验”这面大旗,把警务站作为重要载体,建设更多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理念的警务共同体,该项工作的基础扎实、成效明显,对其它城市创新发展现代警务模式、持续迭代现代警务体系、全面融入现代社会治理大格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共同体治安治理理论的内涵及实现路径

推动社区警务理论创新,深化公安工作改革,已经成为解决当前治安问题的前提性工作。共同体治安治理理论是社区警务理论的创新。共同体治安治理,是指以社会治理理论为指导思想,以预防为主、预侦并重为主要原则,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以治安共同体分工协作、共同开展治安自治和在地化共同体警务为主要内容,以共同体整体营造为工作目标,以在地化治理为落脚点的共同体治安工作的总称。治安组织可以划分为警务组织和非警务组织。共同体治安的主体应为非警务组织和人民群众,而公安机关是维护共同体秩序与安全的职能部门,双方是分工合作关系。在此理念下,开展共同体治安自治活动,公安机关回归到法定职能地位,构建治安共同体整合机制等,是解决当前共同体治理角色错位问题、提升治理绩效的努力方向。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缅警务合作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缅警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提升打击跨国犯罪实效,造福两国人民,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然而,疫情防控常态化对中缅警务合作的意愿和基础、警情处理、资金和技术投入、警务人员培训和执法能力建设等带来消极影响。为破解这种困局,今后的努力方向和着力点是:以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增强警务合作意愿并筑牢合作基础;挖掘新亮点和新潜力,打造紧密的警务合作共同体;增加资金和现代科技投入,为警务合作提供支撑;加强警务人员培训和执法能力建设,提升警务合作实效。

基层治理警务共同体建设多维思考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和“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党中央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各项举措的系统集成和伟大创新。基于此,立足于我国社会治安工作发展现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和“基层治理共同体”指导“基层治理警务共同体”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分析了基层治理警务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求及支撑条件,提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相适应的警务运行模式、培育多元主体治理力量、运用数智治理技术支撑来推进和实现基层治理警务共同体建设的方法路径。

警务共同体建设初探——以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分局为例

警务共同体建设是"警务广场"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公安工作的力量源泉。警务共同体是共同体化与社会化的融合,要立足落实民意,解决具体的问题,要致力于唤醒社会各界群防群治、群策群力的意识,要致力于实现责任的归位,要致力于推动公安工作转型升级。可以运用"连横合纵"策略,从维稳、防控、管理等多领域入手,分层面进一步推进警务共同体建设,巩固社会稳定、治安平稳的良好局面。

浅谈派出所如何打造警务共同体

近年来,新时代公安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派出所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是公安部门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广泛、最密切的纽带与桥梁,是公安机关践行群众路线的依托,且处于最先"感知"、最快"反应"的重要地位,是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忠诚守护者。

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的“枫桥经验”探析

枫桥经验是指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基层社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成功实践。经过60余年持续优化发展,现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国各地推广、践行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阶段,必须进一步总结“党政动手、依靠群众、公安主抓”的枫桥经验治理优势,推进基于枫桥经验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着力构建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基于中外比较的浙江警务改革发展战略研究

通过对中外现代警务变革的历史经验进行文献研究,与上海、广东、江苏等先进省市现代警务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为浙江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借鉴。现代警务模式的基本内涵体现为以大数据应用为引擎、以情指行一体化为驱动、以参与式治理为根基、以多元共治为方式、以效能警务为目标的智慧化共同体警务,主要特征表现为警务理念人本化、警务主体多元化、警务手段智能化、警务资源集约化、警务运行法治化、警务生态优质化。浙江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应立足自身背景及条件,其战略目标是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争当全国公安现代化进程中的擎旗手和排头兵,坚决当好"重要窗口"的忠诚守护者和奋力建设者;其路径选择为坚持以改革为牵引、以创新为驱动、以实效为标准,纵深推进"四大融合",实现"五个突破",着力打造智慧型警务共同体;其对策建议有以服务型警务为导向、以共同体警务为载体、以智慧型警务为支撑、以法治型警务为保障、以效能型警务为目标、以"四铁"型警队为关键。

弘扬“枫桥经验” 创新群众工作

"枫桥经验"是一个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的好经验;是一个事关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经验。弘扬"枫桥经验",创新群众工作,要努力让人民至上、敬畏民意成为人民警察最基本的职业信仰、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从信仰层面解决"为了谁"的问题;要努力把党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公安工作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解决"为了谁"的问题;要努力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从工作层面解决"为了谁"的问题;要努力打造警务共同体,从社会层面解决"为了谁"的问题;要努力寻求新的动力机制,从动力层面解决"为了谁"的问题;要努力做到执法为民,既保安全又保人权,从法律层面解决"为了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