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地域的演化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

共同地域是一个民族得以形成并赖以发展的基础,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而是民族构成的第一要素。然而要素和特征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不能混用。在各民族既有聚居,还有散居、杂居现象的情况下,地域不能完全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也就不能视之为民族的基本特征。只有反映一个民族从历史的发祥地到现实中的聚居区的演变过程和轨迹的共同历史渊源才是民族共同体的首要特征。以"共同历史渊源"取代"共同地域"作为民族的首要特征,是对传统民族定义,尤其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突破和发展,表明了新中国60年民族理论研究的深化。

从战国长城的修建论及华夏族共同地域的形成

长城是战国时期列国间为防御邻国入侵的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它最早出现在战国前期,具体地点则是在内地,如齐国为防御三晋而修建的齐长城,魏国、赵国、中山国所筑的长城及燕南长城等。到战国后期,始有北边长城的修筑,乃是位于西、北方向的赵、秦、燕修筑的北边长城,其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族胡人的侵袭。这三个国家的长城连成一线,正适应了我国华夏民族构筑共同地域的需要。由于我国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几个国家北边长城的修建亦正构成了我国华夏民族的北部边界。

汉民族共同地域特征论

泱泱 12亿多人口的汉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 ,以“编户齐民”为纽带 。

论共同地域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共同地域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民族其它特征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共同地域又是民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通过对共同地域在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揭示了民族形成、发展与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民族共同地域之间的关系。

关于回族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问题

在民族理论的教学中,一些学员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的回族没有它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这同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四个特征不相符合。”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笔者不揣浅陋,谈谈自己的认识。 这里,涉及到下列几个问题: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定义是否正确,符合不符合我国回族的实际情况。

对国际法中民族共同地域与自决权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在当今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上，过于强调民族的共同地域特点，会导致民族的分离或分立，不利于国家的领土稳定与既定的国家格局的稳定，也不利于国家的综合发展。民族自决权应主要限定于“国族”，否则，国家将永远会为无休止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独立所困扰。同时当代的民族自决应着重于民族的经济独立、领土完整与政治稳定。

“部落联盟”时代中华民族共同地域形成新探

本文以丰富史料为基础 ,并结合自已的理解和推理 ,系统考察了“部落联盟”时代中华民族共同地域的形成。作者认为 ,从黄帝时期开始 ,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 ,到虞舜时基本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地域。

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形态演进、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

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是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产教融合组织形态演进历程发现,产教融合共同体形态从初级阶段的项目合作式向着未来阶段的生态圈型共同体演进。针对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中的现实问题,需要在加强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政策供给和财政支持、鼓励和引导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组织变革、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和沟通协调机制、推进实体化运行和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积极行动,促进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实现建设职教强国的战略目标。

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一概念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法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标志;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表达和学理表征。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包括宪法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监督和制约公权、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和平、立足本国国情、法治文明互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特色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大国法治、赓续中华法治文明、面向全球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东的实践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既需要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考察全球的变化发展,更需要用全新眼光和思维看待和思考同样发生着重大变化的中东,进而抓住中国中东外交的新机遇。在重大变化方面,美国以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将中东作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区域。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中国“填补权力真空”,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限制于低端层次。中国不认可美方关于战略竞争的定义,继续稳步推进既定中东政策,同时积极回应来自美方的围堵打压,维护自身利益。在外交新机遇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加强能源合作,遵循“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准确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并推动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大国责任。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治理,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逐渐成熟,中东安全治理进入新时期。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动态耦合协调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以张家界市为研究案例地,廓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及耦合机制,分别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剪刀差模型,刻画了该区域2007—2019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化过程及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内,张家界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由0.269增长至0.789,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的0.151增长至0.756,均呈波动上升态势;(2)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449增长至0.881,可划分为中度耦合协调、高度耦合协调协调和极度耦合协调3个阶段;(3)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的演化速率中期出现大幅下降,使二者的剪刀差曲线呈现拉平钩形的变化形态,二者演化速率差异逐步拉大。

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8~2020年中国817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既能促进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推进了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在县级市中要大于非县级市。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渠道,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乡村治理数字化门槛,跨越门槛值后,数字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由此,在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西部地区纵深发展的同时,应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差异,搭建区域共建协作机制,兼顾其均衡发展,建立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以良性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实现城乡共享共同富裕成果。

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

从双元财富特征、财富获取途径、财富分享对象、财富分配方式4个维度,对共同富裕目标下全新的社会责任战略进行解构。在共同富裕导向下,企业的“富裕”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双元富裕;企业在财富获取过程中,要基于价值创造、科技创造、劳动创造从而实现价值“共创”;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要树立以“广泛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财富分享理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以及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创共享,由此达到“类陀螺式”的稳定财富分配结构,支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此外,提出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2.0战略框架。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的具象表征、实践逻辑与推进策略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促进产教布局高度匹配、服务高效对接、支撑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新型组织形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具有运行方式合作化、团体属性多重化、建设任务具体化的特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应基于人才培养逻辑、产业发展逻辑和教育内生逻辑。通过规范搭建产教融合共同体领导架构,夯实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决策基础;合理设置产教融合共同体工作组织,保证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有序开展;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共同体运行机制,保障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规范有序;科学设计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任务,奠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工作目标;全面优化产教融合共同体运行环境,加固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社会支撑等策略提升运行效果。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的实现程度,对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及由“浙江大学—浙江移动数据智能与城市未来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数智通”(DIPS)平台大数据,从收入公平、消费公平和城乡融合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9项二级指标和26项三级指标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多视角、多主体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支持并引导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

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反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了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的“纲”得到有效落实,必须了解其核心——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这是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性、自信心的前提和基础。高质量城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各民族大杂居状态充分实现、不断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助推;实现共同富裕是增强各族人民自信心、自豪感,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大力传承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中华优秀文化,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纽带。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高校教学共同体: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推进路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高校教学共同体的理论构想值得探索。从高校教学共同体的内涵出发,引申出高校教学共同体的特征,即主体间的相互依存性、资源与利益的共享性、教学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性、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在明晰高校教学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基础上,有必要重塑相互认同的教学主体关系,构建制度吸纳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构筑可持续发展教学生态,以及以数字赋能强化教学过程,协同高校教学共同体的推进路径,进而实现“加快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共同体元素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不断探索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探索中,习近平以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情怀和文化自信,立足时代使命,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由小家及大家,在不同的共同体中突出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家庭共同体层面提出树立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激发人们向德向善的力量;在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各族人民共有精神家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倡导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同时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价值支撑和价值导向。

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拐点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识别促进拐点以及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衡量共同富裕的两个维度,居民收入水平维度以及收入差距维度均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中国东部、中部地区并未处在促进共同富裕的最佳区域,而西部地区处在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的阶段。并根据不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实行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策略,构建多元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数字普惠金融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