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富裕研究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其繁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和历史选择。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要问题,就必然要聚焦于乡村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乡村全面振兴不可能仅以乡村资源要素实现乡村现代化,更要从上层政策制定、下层举措落实等全方位推进乡村全面建设。通过梳理乡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发展建设现状发现,我国乡村共同富裕以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建设为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阶段性发展目标。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依旧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共同富裕难以有效推进;乡村生产资源要素缺乏,难以满足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需求;乡村缺乏优势产业支撑,乡村共同富裕建设难以切入等诸多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减缓了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程。新阶段新征程,乡村发展建设现状明显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步伐,故而要从高处着眼,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现实意义,从细节入手,解除当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现实障碍,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其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其规划引导和管护,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破除乡村资源要素制约,革新村集体产权制度,优化乡村社会保障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保障。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加强龙头企业对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化经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生产资源互通共享,释放要素活力,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乡村振兴实际工作为切入点,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线,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当前乡村共同富裕建设中的发展逻辑和现实问题,补齐短板,提高质量,以探寻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探析

共同富裕思想植根于璀璨的中华文化沃土,它不是对物质维度的单一指向,而是统筹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富裕,即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全新视角,是全面解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分别测度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通过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和农民富裕富足实现。(2)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影响,而在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并不显著。(3)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影响,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共同富裕视域下涉农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牵动与激励,各大高校都在协同企业构建产学研一体的高效育人模式,培养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尤其一些涉农高校更要发挥其实际作用,为乡村振兴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引领农业科技变革,为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和农业改革提供强大的人才与智力支持,巩固农村脱贫攻坚的已有成果。涉农高校在地区乡镇农村协同创新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培养尖端农业人才有助于为乡村振兴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促进农业技术推广,构建工农联动的国民经济发展协同体系。本文阐述了涉农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显著优势,指出了部分涉农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弊端和不足,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共同富裕视域下涉农高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优质对策,旨在为促进我国地方经济统筹发展奠定良好的高等教育基础。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振兴(笔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乡村教育振兴具体表现为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教育全面振兴、乡村教育内涵式发展和乡村教育质量振兴、乡村文化特色彰显和乡村教育资源共享振兴。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教育具有文化性、育人性、整体性和生态性特征。共同富裕中全面富裕、共建共富和逐步富裕理念为乡村教育振兴指明了方向。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资源配置和文化供给为实现振兴提供支持,通过共生、共治、共建、共享等路径,构建乡村教育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新格局。未来的乡村教育需突显学校、社会、个体各层面的乡土化、现代化和共享化,从巩固、衔接、振兴三个实践向度,以政府顶层设计、内生格局构建、良性联动机制等构筑行动框架,统筹乡村教育发展规划、激发乡村教育永续动力、助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县域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镇,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县域富民产业是能在长期内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其在空间维度、组织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县域富民产业在产业发展端通过凝聚竞争优势提高产业效益;在农民参与端通过带动农民发展生产、实现农民就近就业和共享资产收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践中,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仍然面临产业集群培育不足、辐射带动效应不强,产业同质化突出、结构不优,产业生产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产业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加快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有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应依托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经营主体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我国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基于省级行政区与区域层面的探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是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准确测度共同富裕水平。本文强调整体思维、多维思维、长线思维和底线思维,系统梳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统计含义,构建由富裕性、共享性与托底性三个一级指标组成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政府统计部门宏观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在省级与区域层面测度2010—2018年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研究发现,从省级层面看,共同富裕指数持续向好,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共同富裕指数呈收敛趋势;从一级指标看,富裕性指数与托底性指数稳步提升,但共享性指数提升乏力;省际富裕性指数与共享性指数呈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之间在共同富裕指数上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南方与北方地区之间在共同富裕指数上的差距则呈加速扩大态势,但北方地区共享性维度的指数却一直高于南方地区。本文丰富了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共同富裕的测度细化到省级与区域层面,为刻画共同富裕指数的省际差异、区域差异与时序变动,找准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并优化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借鉴。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动态耦合协调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以张家界市为研究案例地,廓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及耦合机制,分别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剪刀差模型,刻画了该区域2007—2019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化过程及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内,张家界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由0.269增长至0.789,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的0.151增长至0.756,均呈波动上升态势;(2)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449增长至0.881,可划分为中度耦合协调、高度耦合协调协调和极度耦合协调3个阶段;(3)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的演化速率中期出现大幅下降,使二者的剪刀差曲线呈现拉平钩形的变化形态,二者演化速率差异逐步拉大。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的理论内涵与研究框架

习近平同志曾在浙江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强调“要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为引导乡村地区发展乡村产业、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学理层面总结和提炼相关实践经验,能够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旅游学者的力量。为此,文章引入乡村经营性治理的概念,在阐述其内涵、论证其与新时代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相契合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旅游地产业经营和乡村治理实际,从多元行动主体的视角,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化了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的理论内涵,并探索性地构建了相应的研究框架。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共同富裕的载体,以统筹逻辑和组织化的路径参与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中;乡村文旅小微企业是共同富裕的个体,以运营逻辑和责任化的路径参与其中;本地村民是共同富裕的主体,以内生逻辑和公民化的路径参与其中;外来游客则是共同富裕的流体,以共创逻辑和内部化的路径参与其中;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旅游地实现经营性治理最为深厚的力量,通过党建引领来凝聚共识和高位推动,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经营性治理、助力乡村迈向共同富裕的核心保障。文章还梳理了相关潜在研究议题,研究成果能够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学理借鉴。

共同富裕:理论比较、思想渊源与中国经验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从理论上来看,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能促进“富裕”,而无法实现“共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石。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富裕不等于西方高福利社会。从历史上来看,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共同富裕作为初心使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基本国情是制定共同富裕目标的出发点;改革开放是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五位一体”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的实现程度,对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及由“浙江大学—浙江移动数据智能与城市未来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数智通”(DIPS)平台大数据,从收入公平、消费公平和城乡融合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9项二级指标和26项三级指标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多视角、多主体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支持并引导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

从双元财富特征、财富获取途径、财富分享对象、财富分配方式4个维度,对共同富裕目标下全新的社会责任战略进行解构。在共同富裕导向下,企业的“富裕”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双元富裕;企业在财富获取过程中,要基于价值创造、科技创造、劳动创造从而实现价值“共创”;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要树立以“广泛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财富分享理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以及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创共享,由此达到“类陀螺式”的稳定财富分配结构,支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此外,提出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2.0战略框架。

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8~2020年中国817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既能促进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推进了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在县级市中要大于非县级市。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渠道,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乡村治理数字化门槛,跨越门槛值后,数字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由此,在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西部地区纵深发展的同时,应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差异,搭建区域共建协作机制,兼顾其均衡发展,建立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以良性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实现城乡共享共同富裕成果。

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拐点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识别促进拐点以及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衡量共同富裕的两个维度,居民收入水平维度以及收入差距维度均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中国东部、中部地区并未处在促进共同富裕的最佳区域,而西部地区处在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的阶段。并根据不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实行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策略,构建多元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数字普惠金融通道。

共享式发展: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四维统筹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

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实质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共享式发展,其实现依赖于完善的制度设计。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具有“规则体系社会嵌入”“向下因果关系重构”和“集体稳定性获益”的制度需求。从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产教融合、区域发展四个方面,统筹设计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包括“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的衔接制度、“职普互通—协调发展”的等值转换制度、“畅通互嵌—长效协同”的自组织制度体系以及“城市群—乡村振兴”融合对接的战略格局。推进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制度实施,亟待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探索职普协调育人模式;发挥企业双重主体作用,创新产教融合合作机制;以“双高”院校辐射涉农职校,协同区域经济发展。

统一大市场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基于2006-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市场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共同富裕效应,这一结论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以及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区域创新创业,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和城市群地区,市场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该研究结果为地方政府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对加快共同富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意蕴与实践指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内外部条件的约束决定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把握好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等原则,努力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实现就业机会公平,完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发展,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相互促进的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发展土壤和实现条件,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具有内在规定性。就本质特征而言,共同富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富裕;就实现难度而言,共同富裕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就覆盖面而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就实现内容而言,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就永续发展而言,共同富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富裕,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式;就实现的内外部环境而言,共同富裕是靠和平发展实现的共同富裕,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路径方面,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方式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明确阶段性重点任务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坚持正确方法论是推进共同富裕的行动指南。

数字金融、家庭异质性决策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

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使用OLS、2SLS、Log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揭示出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整体上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是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1)数字金融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创业行为,并且对低收入群体创业行为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缩小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2)数字金融能够提高居民就业水平,高收入群体受益更显著,扩大了家庭工资性收入差距;(3)数字金融增加了低收入群体持有金融资产偏好,低收入群体获得资产溢价,缩小了家庭财产性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增收;相较于数字信贷,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能较好地缩小收入差距;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或者户主年龄在3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家庭,数字金融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更显著。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就其联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由此表现出二者互为实现途径与目的的内在耦合关系。就其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是其理论本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是其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其理论底蕴。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