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指数:中国现状与推进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的基本方略。共同富裕是全体国民总体的“富裕程度”和全体人民共享富裕的“共同程度”的均衡状态,具体表现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居民在自身收入不断增加基础上社会财富的极大积累和不同人群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共同富裕基础在“富裕”,关键在“共同”。为客观反映我国不同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状况,本文通过构建区域“共同富裕指数”,用以测度、评价、分析不同地区的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共享程度)及富裕程度,以寻求不同地区在不同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引导企业推进共同富裕建设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途径,因此,本文提出构建企业薪酬共同富裕指数,以此作为推荐共同富裕建设的工具。同时,本文对薪酬共同富裕指数的实践作用做了验证,发现了薪酬共同富裕指数同时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

基于综合性评价框架的河北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基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河北省的现实实践,构建整体与分类相结合、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价框架,研制河北省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对河北省共同富裕水平开展评价,把握河北省各设区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现实情况。研究发现:河北省具备一定的共同富裕建设基础,11个设区市的共同富裕总指数相对均衡;各设区市的主体性、共享性和发展性相对不均衡,应重点提高发展质量;主体性、共享性和发展性的耦合协调增速较高,四类都市圈发展各具特点;河北省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间整体上呈负相关,空间发展的差异性较低。

我国城乡共同富裕的内涵、测度及其政策意义

城乡差距是我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为客观描述我国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城乡差距,本文通过建立“城乡共同富裕指数”,测度和评价了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城乡发展的“富裕程度”与共享富裕的“公平程度”,以寻求我国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约束条件与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路径。本文提出,立足共享发展理念,通过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催生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内生动力,赋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能力,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和农村人口共享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是推进我国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共同富裕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指数测度

从“共同度”“富裕度”“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构建包含38个细分指标的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17—2021年我国各省域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结果显示:从各省份年度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来看,浙江、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五个省级行政区的共同富裕指数最高;从时间角度来看,2017—2021年全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年均增速为0.37%,呈稳定上升趋势,其中浙江省的年均增幅最高,达1.17%;从空间角度来看,不同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基于时间加权下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从子维度分析各省域所处的共同富裕状态,以期为各省的共同富裕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程度的省域差异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体现了共享的发展理念,无论是“共同”还是“富裕”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地区比那个地区更富裕,这个时期比那个时期更富裕,或是这个地区比那个地区有更高的共同富裕程度。本文对省级区域之间城乡共同富裕差距的研究就是从比较的角度用指数化的形式测度其共同富裕的相对发展程度。通过用熵权法对基础指标客观赋权,运用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除港澳台之外的国内其他31个省级区域2021年的城乡共同富裕差异程度进行评估,通过进一步细分富裕度指数和共同度指数,把各省级区域的共同富裕类型划分为九种。

基于空间统计的省域共同富裕水平时空演化分析

找准共同富裕建设的切入点,必须基于数据思维和统计研究对共同富裕建设水平进行科学客观地评价。从共同富裕基本内涵出发,结合国内外政策及学术成果,构建指标体系并遴选面板数据集,运用熵权法对江苏省2009~2019年13个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莫兰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对江苏省域共同富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南强北弱”纵向分布格局;共同富裕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社会保障要素对江苏省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的直接、间接溢出效应。为实现全省共同富裕,江苏省政府应在保证高共同富裕水平地区自身发展的同时发挥其正向辐射作用,构建经济一体化城市圈,由南至北带动低水平地区发展。

共同富裕、间接税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间接税的税负转嫁特征会使不同收入群体承担的间接税税负不同,从而影响其“实际收入”水平。基于我国2006—2019年数据,运用世界银行关于共同富裕指数和共同富裕溢价指数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低收入群体承担的间接税税负率下降的年份,间接税使得共同富裕指数提升,间接税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在低收入群体承担的间接税税负率下降程度大于总体承担的间接税税负率下降程度的年份,间接税使得共同富裕溢价指数提升,间接税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促进大于对总体收入增长的促进,间接税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实现共同富裕,间接税的政策调整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应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由目前的9%下调为6%,从而提升共同富裕指数,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应提高主要是中高收入群体消费的成品油等的消费税税率,同时将私人飞机、高档箱包等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使共同富裕溢价指数得以提升,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