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中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比较研究

复杂经济社会中垄断行为的表现是复杂多样的,根据反垄断法,垄断行为可归纳为三个部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企业合并审查。欧共体竞争法提出了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将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其它垄断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其独有的性质和特征,使我们加深了对它的认识,并区别于其它垄断行为。加强对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研究有助于我国反垄断立法与司法实践。

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一种特殊的垄断行为,适用反垄断法对其加以规制具有必要性。在涉及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领域,当前我国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陷于阻滞状态,公共实施则呈现出雏形初立局面。完善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明晰针对这一行为的违法认定标准,以确立其规制前提;另一方面,应当构建起与之相关的互补型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从而有效发挥不同实施路径的各自优势。

数字时代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从“互联网阶段”发展到“平台时代”,头部平台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常发生,需要构建完善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对其进行规制。数字经济条件下,该制度的适用主要存在缺乏法律和理论供给、认定标准失灵、救济措施不充分等问题。在做好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宏观背景下,应从制度的调适、标准的优化、救济模式的扩充三个维度作出回应,以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规制

数字平台现已成为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互联网平台所具有的潜在动力不仅拓宽了社会公众的消费渠道,也带动了平台企业的转型升级。因互联网平台企业自身的免费定价模式、动态竞争以及网络外部性特征区别于传统企业经济,进而出现了平台反垄断现象。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属性构造、相关市场和行为类型都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有所影响。因此应遵循回应型规制方式,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实施分类监管,不断完善认定思路,精准规制滥用行为,从而保障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平稳运行。

论大数据商业模式反垄断规制的困境与出路——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研究视角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为竞争秩序的监管和规制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数据驱动循环效应加强了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另一方面在大数据商业模式的影响下拥有数据控制能力的平台经营者实施的排他性交易与剥削性定价行为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因此需要优化和完善反垄断法的分析框架,在相关市场的界定环节不拘泥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将数据控制能力等非价格因素纳入为界定参数的同时,需要明确“个人隐私”作为分析工具的限制。促使反垄断法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调整、平衡和治理功效。

反垄断法下的平台互联互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框架

平台互联互通案件的反垄断法分析主要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相关市场的界定应以涉案行为发生的市场为起点,而非平台企业的主营业务。“流量通道”市场构成了平台互联互通案件的主相关市场;平台主营业务所在市场和竞争损害发生的下游市场则可以辅助判断行为人的市场力量和涉案行为的竞争损害。大多情况下被限制方和平台不存在交易关系,平台不互通行为难以认定为反垄断法上的拒绝交易或差别待遇,以平台双重身份为基础的“自我优待”理论也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从竞争损害看,平台不互通行为既可能对被限制方造成封锁效果,也可能直接损害用户的选择自由。平台拒绝或限制互联互通可能基于保护用户利益、应对竞争对手不当行为、解决“搭便车”问题等正当目的,但只有相关行为与这些目的相适应,即适当、必要且仅造成最小损害时,反垄断法才能接受这种抗辩。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正当理由认定的制度属性

主要的反垄断管辖区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过程中,都肯认正当理由请求的可用性。反垄断法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止一切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而是禁止对竞争产生损害并导致消费者福利损失的部分行为,并且当这部分限制竞争行为具有正当理由时,反垄断法也不予禁止。正当理由制度的适用,阻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初步违法性,反垄断法本就应该允许经营者“基于品质进行竞争”。目前,认定正当理由的属性定位存在争议。定位不清不仅会影响正当理由认定的制度构建,同时也会导致正当理由认定的适用混乱。基于此,在梳理正当理由认定的属性定位争议后,借鉴域外关于正当理由认定的有益经验,廓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正当理由认定的抗辩属性。

数据垄断场景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的完善

数据垄断区别于传统垄断,目前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难以适用于数据垄断。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第一,数据市场具有多边性、动态性,相关产品市场无法准确界定;第二,市场份额这一静态结构指标无法衡量数据垄断场景下企业的支配力;第三,目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范围无法涵盖自我优待等数据反竞争行为。对此,首先,应当构建“相关数据市场”,数据市场由数据捕获子市场、数据存储子市场和数据分析子市场构成;其次,在判断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应当考察企业所拥有的数据规模和范围、数据存储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以及其他市场主体进入数据市场的难易程度;最后,应当扩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范围,将限制数据转移、滥用数据杠杆和侵犯用户数据隐私囊括其中。

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视角探析数字平台的反垄断困境

反垄断涉及领域广泛,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反垄断执法带来挑战,特别是在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上。本文分析了数字平台的双边市场特性、数据驱动模式和平台双重身份,指出这些因素使得传统反垄断规则难以适应。探讨了反垄断规制的困境,包括理论适用性和执法实效性问题,如市场界定模糊和滥用行为隐蔽性。为应对挑战,提出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创新:更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强化技术要素分析能力,加强法律协同与执法创新。文章强调构建有效反垄断体系的必要性,以保护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权益。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政处罚难点及规制路径探析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膨胀,极大的市场支配力掌握在少数互联网巨头手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通过反垄断机制抑制互联网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基于近年来出现的互联网领域反垄断行政处罚案例分析,结合互联网平台的特点,分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成因,提出相关建议,促进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制度的完善。

原料药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本文基于原料药行业的特点及行业准入的特殊性,结合原料药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查处案例,对原料药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造成原料药和成品药价格飞涨,破坏正常的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加重老百姓医药负担、空耗医保资金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措施。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算法、流量等因素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尽管传统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仍有适用空间,但必须根据互联网平台的双边市场结构、网络效应、锁定效应等特征进行调整。面对市场份额弱化、新型市场壁垒等问题的冲击,判断市场支配地位需要在结合互联网平台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改变。随着算法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市场经营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同时也更为隐蔽,其违法性判断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限制竞争效果应该从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的影响两方面出发,在个案中予以界定。互联网平台天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特征,这并不必然具有违法性与可罚性。在包容审慎的执法理念下,应该从反垄断法价值追求的角度出发界定正当理由,且不能设立过于严格的适用标准。

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命题争议的理论透视

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命题饱受争议。该命题的证立是正确解决滥用数据市场支配地位问题的前提。目前学术界赞同与否定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两种学说及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证立该命题,应采取竞争效果分析与法律标准相结合进行论证。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区分为“数据市场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基于数据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基于“谦抑性”的审慎规制理念和新布兰代斯主义,将数据特性、数据控制能力和经济民主纳入法律认定标准。

超级平台利用数据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监管完善

相较于传统行业,超级平台具有数据质量、数量上的优势,极易利用数据优势获取消费者注意力,形成竞争优势。一方面,数据要素有助于平台不断调整自身经营策略,形成平台经济的新模式、新产业与新业态;另一方面,超级平台一旦利用数据优势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就很容易在市场上形成支配地位,提高市场进入壁垒,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为有效区分超级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实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与正常经营行为,应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的相关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应细化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推定的考量因素,将隐私、创新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审慎衡量行为的竞争效果。总之,应强化对超级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监管力度,为中小平台企业发展提供帮助,释放平台经济创新动能。

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创新损害分析——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驱动力。为谋求市场地位的稳固,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更有能力和动机阻碍其他竞争者的创新威胁。反垄断法要确保数字市场中的创新不受阻滞,须构建有效的创新损害理论,并将其纳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分析框架。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阿里巴巴和美团“二选一”垄断案中首次尝试引入创新损害分析,但相关论证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呈现出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比较和借鉴国外相关执法案例的成熟经验,我国反垄断法可将滥用行为的创新损害类型化为“排他性创新损害理论”和“非排他性创新损害理论”的二分构造。对于数字平台基于促进创新的抗辩主张,应结合个案情况采取“实质性创新”标准,通过判断所涉“创新”行为是否会导致市场的长期竞争和消费者利益受损,以审查抗辩事由成立与否。

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结构性救济

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损害竞争的根源在于平台兼具双重身份以及多业务线扩张引发的企业结构变动。反垄断执法机构惯用罚款与行为性救济,意图通过震慑、纠正违法行为的方式救济竞争损害。但这些传统解决措施在平台经济中震慑力减弱、适用难度加大,难以起到救济效果。因此,契合平台企业滥用支配地位行为损害竞争根源的结构性救济存在适用空间。现今,结构性救济虽然被学界与执法机构广泛质疑,但其与行为性救济具有互补性,不应被回避甚至忽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积极探索通过适用结构性救济规制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路径:首先,结构性救济的适用应遵循后置、综合适用,分类分级适用,正视适用成本的总体思路;其次,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明确结构性救济适用的主体、客体、情形及可行性评估标准,明晰管理手段,从而更好地回应有效救济平台企业竞争损害的紧迫需要。

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制度反思和理论澄清

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并非《反垄断法》上自明的概念。引自欧盟先入为主的名词表述导致我国对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讨论陷入了限定垄断行为类型的概念证成。不仅忽略了作为理论基础的寡头依赖适用具有严格的经济学前提假设,还造成反垄断执法与制度规范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回归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立法论的反思为问题解决提供了广阔视野。欧盟提出此概念的目的和演进过程表明,该舶来概念意欲解决内部竞争缺失时的主体认定和责任承担问题,与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并不具有相同内涵。随着对市场势力内涵理解的加深,欧盟发展并充实了单一经济实体理论,该理论能够更好解决主体内部竞争缺失时的反垄断问题。引入以市场势力为依据的单一经济实体理论,将其融入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革新当下反垄断主体认定理念,可以为相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的解决提供可行路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正当理由”的判定困境及对策——基于比例原则的视角

在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是否具有“正当理由”是判断行为违法与否的关键。然而,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判定“正当理由”时面临多元价值目标难以权衡、相关规则可操作性不强、执法说理不够规范等困境。比例原则的适用契合“正当理由”价值平衡的制度机理,可以为经营者相关市场行为的合法性判定提供分析框架,有助于推动“正当理由”判定实践的规范化,因此,成为解决上述困境的重要出路。适用比例原则判定“正当理由”,应遵照价值平衡、规范行权的两项前提要求,并依循目的正当性、手段适当性、行为必要性、损益比例性四个判定步骤具体展开,以科学识别各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分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之认定

平台享有监管者与经营者双重身份的便利性,使得平台封禁行为容易偏落不法,构成反垄断法规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平台封禁行为并非法律术语,其内涵具有模糊性,在平台封禁案件中,需考虑封禁行为的特殊性来认定其性质。本文通过理解平台封禁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传统垄断构成要件的基础上,结合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及封禁行为的特点进行分析,同时考虑竞争效果,从而判断某一具体平台封禁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与规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进入大众视野,也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剂,尤其在过去的疫情三年中,互联网经济充分展示了它的灵活性,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方便。但由于互联网平台拥有其特有的属性,招致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垄断格局形成的非常容易。由于平台之间的竞争激烈,因此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便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加上对支配地位的界定十分模糊,而需要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滥用其支配地位作一个具体的规范和标准,从而限制其利用市场地位来获取高额的利润,而损害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的发展,对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管理,从而提高传统反垄断法在互联网平台企业中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