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共同犯罪问题研究状况简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刑法学界在共同犯罪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不少理论研究中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倾向泛滥,目的和实质的立场不足,逻辑和基本立场的驳杂和摇摆不定,中外刑法理论的语境转换不流畅,对个人责任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贯彻不足等方面。

刑事政策中“恶势力”犯罪的法律化研究

恶势力犯罪从刑事政策到成为法律,其经历过的历史发展过程尤为重要。我国的司法实践对认定恶势力犯罪呈现出了多样化,丰富化的特点,为恶势力犯罪法律化提供了现实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共同犯罪理论,刑罚的功能以及有组织犯罪理论为恶势力犯罪法律化的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为我国恶势力犯罪法律化的路径及其法律化提供思考。

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因果关系理论不统一,对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法律规范缺失,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和模糊,对渎侦办案人员实行通才管理体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明确为具体法律规范,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多渠道加强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建设,上提一级该罪的立案侦查权等,以促进对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

受贿犯罪研究的理论创新——评《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与实务》

贿赂犯罪以其隐蔽性和犯罪的"两合性"给这种犯罪的遏制带来一定困难,亲属间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增加了收集犯罪证据、分化瓦解犯罪的难度.怎样揭示这种犯罪的规律,对共同受贿犯罪在证据的甄别、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上是否具有比其他犯罪更特殊的手段和办法,不仅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李伟迪先生以其深厚的法学、证据学、亲缘学、心理学知识,对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及其证据认定提出了独到见解.由李先生撰写、陈光中先生和朱勇先生作序的《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与实务》一书现已由方正出版社出版.该著立意新颖,内容全面,观点和论证具有独到之处,读来让人耳目一新.论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论教唆犯的未遂

一、教唆犯的成立要件与性质问题。教唆犯的未遂是共同犯罪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议。争议小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教唆犯的成立要件利性质问题存在大量不同的见解。因此，笔者从此问题入手，对教唆犯的未遂进行探究。

对轮奸罪问题的再思考

在我国现有刑法理论体系下,判定二人以上共谋实施强奸,仅有一人得逞的行为是否构成轮奸加重情节,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亲手犯理论认定不构成轮奸,另一是以共同犯罪理论认定构成轮奸。然而,我国并无亲手犯理论产生、适用的刑法理论基础。同时,以共同犯罪理论认定构成轮奸,又混淆了轮奸与共同强奸的区别,即轮奸作为共同强奸的特殊形式。轮奸认定既应考虑共同犯罪成立的基本理论,也要考虑轮奸作为加重情节的立法理由、法益侵害的特殊性。因此,为有效指导司法实践,解决同类案件不同判的窘境,应在共同犯罪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刑法规制的目的、法益侵害的特殊性,判定二人以上共谋实施强奸仅有一人得逞的行为不构成轮奸加重情节。

轮奸共犯行为停止型中止认定之研究

世上任何人都无法建立一个没有漏洞、解释力无远弗届的理论,为此,澄清理论效用边界极富法律价值。实务中那种坚持强奸案件不存在轮奸共犯行为中止的观点,如用"上楼理论"便可透视出似是而非,欠缺公允。其实,轮奸认定情况复杂,与共同犯罪相比较,具有可以行为拆分的特殊结构,系属共同犯罪理论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