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叶维廉对比较文学研究宗旨的探究--兼谈关于“共同诗学”的论争

张汉良就"共同诗学"的概念向叶维廉发难,引起了叶维廉的反驳。问题究竟如何?在笔者看来,叶维廉提出这个概念,其实是对当时学界普遍认同的信条的概括,他虽对其有质疑,但因未旗帜鲜明地反对,使得学界对他产生了误解。叶维廉提出的"文化模子"理论和"互照、互识"的研究方法,本是为了修正学界因追求共同诗学而提出的"阐发法",结果却导向了以"互拓互补"、"争战共生"为宗旨的文学对话。叶维廉在诠释学的烛照下,廓清了"对话"的涵义,扬弃了"共同诗学"的理论追求,终于确立了以"互照、互识"的文学对话为方法论,以寻求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拓互补"、"争战共生"为鹄的的比较文学研究理论体系。

“共同诗学”与“复合诗学”——对比较诗学终极目标的一点思考

许多研究者将“共同诗学”视为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从诗学的差异性存在、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比较研究中“和而不同”原则的本源涵义来看,“复合诗学”的建构比“共同诗学”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语境、论域及功能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分享的文学理论批评集合体。具体而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情境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及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铺垫,协同促成新中国民族诗学共同体的当代发生。新中国诗学共同体的建构拥有自身独特的民族话语范畴,其中,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族性与现代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堪称三大核心论域。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建构的民族维度,彰显了中华民族诗学的融合创新形象,拓展了中华民族诗学的阐释境界,优化了中华民族诗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

世界诗学新形态的建构与中国贡献

共同诗学与世界流通诗学是世界诗学已有的两种形态。但是,共同诗学由于自身所隐含的问题,迟迟没能建立起来,至今仍停留于设想的层面。世界流通诗学主要是西方诗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诗学。因此,反思世界诗学学术史、建构世界诗学新形态确有必要。我们认为,世界诗学新形态应该是一种包含“同”且主要是由“异”构成的体系,是世界不同文化体对于文学存在空间与文学理论形态相同且主要是不同的探索的总和。在世界诗学新形态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学界拥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其以“跨文明”、以“异”为研究重点建立起来的学科理论体系——比较文学变异学,可以为中国学界多元化的比较研究提供学理支撑,进而可以为新形态的世界诗学建构提供学理保障。

钱锺书《谈艺录》中的中西诗学共同体意识

本文从比较诗学视角聚焦钱锺书《谈艺录》中的中西诗学共同体意识及其文明精神面向。重点分析:(1)《谈艺录》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2)历时诗学论;(3)本体诗学论;(4)钱锺书批评意识的精神面向。揭示《谈艺录》秉持的诗学认识论公理,即:异类互补、异中证同;彰显《谈艺录》表征的异质多元诗学和异质多元文明认知模式;反思现代批评意识的内在张力,即精神化运动与文化物质实践,不同文明之间知识、观念、审美品味等的迁徙流动,传播变异与跨文化的文化物质实践之间的张力。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需要将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与多民族文化元素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揭示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是如何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在民族的迁徙、流转、繁盛、沉没,文化的起源、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中,彼此交流相互融通,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比较诗学的知识类型和典型问题

比较诗学是和共同诗学、总体诗学以及后现代诗学等三种诗学样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辨明几种诗学的区别和联系,是比较诗学得以合法进行的必要条件。比较诗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诗学体系比较。诗学体系比较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文化体系或文化模式的差异性问题。正视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之间的继承与革新,本土诗学和外来诗学之间的拒斥与接受问题,是正确进行比较诗学研究的前提。

中西诗学范畴比较之我见

中西诗学范畴比较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常见路径,但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研究没有着眼于问题、解决问题而流于概念形式化的简单、机械地异同比较。中西诗学范畴比较的学理本质在于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要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体现比较理由和正确地把握"共同诗学"的理论要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原创·互融·多元——当代藏语文学的传承创新发展

当代藏语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展示中国文学“大文学观”的重要内容。藏语文学承接1400余年的藏族书面文学传统,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特性。新时期以来,当代藏语文学出现的一批优秀藏语文作家,他们能同时用藏汉、藏、英等多种语言文字创作,且有意识地采用现代藏文进行创作,使藏族原有的格言诗、寓言小说、说唱文学等传统文体得到传承、创新和发展,受到藏、汉、英等多语言阅读世界的关注与研究。藏语文学自身携带的古老的诗性智慧,从慈悲利众到诗意浪漫,作品充满情感力量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将藏语文学创作的“地域研究”和“族群个性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需要不断拓展藏语文学的边界,以建构多民族共同体诗学。

女性诗歌批评话语的重建

在女性诗歌批评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诗歌标准和性别标准发生错位,导致了诸多争端和歧义。本文与当前的批评话语进行商榷,剖析其中的盲区和偏见,力求确立更为公允的批评标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女性诗歌衍生于当代先锋诗歌的框架之中,与由男诗人主导的各大诗潮协调发展。同时,它也是一代代中国女诗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并受到国际文学环境的影响。笔者运用互文阅读策略,重新解读贴在女性诗歌上的种种标签,认真探讨其形式和审美意义,审视女性诗歌话语的形成机制,阐释女性共同诗学和个体诗学的联动关系。

后现代视野中的“世界文学”

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经常把"世界文学"作为学科概念使用,甚至把它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但是,"世界文学"的概念并不被法国学派所推重。"世界文学"在比较文学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美国学派的崛起,因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文学性"、"总体文学"、"共同诗学"研究与"世界文学"有内在的共通性。但是,歌德只是把"世界文学"作为达到民族和睦的一个手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则指范围更大的文化产品。在后现代理论的观照下,美国学派的学科理念包含了本质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因素。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应从共通性转向差异性。

跨文化阐释及其文化批判理论转向

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从国与国之间文学文化的同一性实证研究发展到洲际之间文学文化的同一性平行研究,经过文化批判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关于文化差异性的洗礼,认识到共同诗学的达致要从跨文化差异诗学出发,进行寻根研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建基于现代性之上的文化批判对劣质文化要素的消解作用以及对优秀文化要素的提升作用,以此推动跨文化共同诗学汇通的达致。华人华裔批评家,由于其对中西两种文化及其诗学的近距离接触,对跨文化诗学及其文化批判理论有更深刻的体会,肇始了比较文学领域的跨文化阐释及其文化批判转向。跨文化阐释及其文化批判模式经历了从单向阐发到双向互阐再到跨文化阐释及其文化批判,直到以中西双向文化突破理论为标志的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其中具有中西两种知识背景的叶维廉和劳思光先后进行的反思路径颇为中肯,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极具建设性,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范例,台湾和北美华人华裔始创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遂得到确认。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多元景观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诗人不再沉迷于80年代女性诗歌的神秘主义幻象和西方女性主义的迷雾中,她们突破单一的女性视角,努力找寻写作的新途径,单一的女性视角趋向多维,在诗意发现、诗歌意象、语词实验、形式艺术、自我意识等向度全方位铺展,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女性诗歌审美态势。她们以其异彩纷呈的个人化写作和诗艺空间的多维建构,为女性诗歌打开了崭新的审美视域和情感空间,在经验和技艺的双重维度上扩展了自身及女性诗歌的视域。

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与共同体诗学建构

民族文学观是对文学与民族关系的观念表述及理论建构。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辩证的思想张力,显示出以时间性为表、空间性为里、多元一体、边界明晰、纵深多层的民族共同体空间意识。在话语实践上,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主要借助核心概念民族性进行表述,而民族性又常常借民间性、平民性、阶级性等概念表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应当重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所蕴含的民族共同体诗学,充分阐发其多元开阔的审美共同体意识、辩证的思想张力、包容共生的文学伦理观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文艺本质论。

“解”与“悟”的遇合──对“中国学派”和“阐发法”的方法论思考之一

本文试图把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及其阐发研究，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潮，放在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考察。从人类认识论的辩证运动，从西方学术传统的嬗变，从华人学术群体的崛起，分析了这一学术的思潮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继而又从思维方法、研究向度、成果体现以及模式对应四个方面分析了该学术流派的文化性徵。最后再提出“解”“悟”遇合中的话语权力分配问题，既幽默又发人深思。

走向一种诗学共同体——自然主义“世界性”的内涵、形态与流变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对其“世界性”的内涵、形态等问题进行探究,有助于深入把握自然主义的历史构成及其内在机制。就内涵而言,自然主义的“世界性”包含内在“世界性”与外在“世界性”两个层面,具体指向“世界何如”与“如何世界”的问题。就形态而言,在实证哲学、科学思维等要素的交互共生中,自然主义形成了其内在“世界性”的本体规范。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等连锁反应中,自然主义完成了其外在“世界性”的多维建构。就流变而言,自然主义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交融共振中,促成了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话语的诗学共同体,建构出一种以差异性为结构表征的新诗学。

《决译者》中的非洲译者形象与非洲共通语建构

著名非洲作家艾伊·奎·阿尔玛的小说《决译者》直面非洲的语言问题,通过一群译者形象将创造非洲共通语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演绎为可能的行动。小说展现出整体系统的思考方式、平等对话的人际交往、教育启蒙模式和阿尔玛对共同体的坚定信念等共同体诗学特征,为新时代的共同体话语建构提供了典范。

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国际比较文学界一直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视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源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国际比较文学的“多元文化转向”，“世界文学”再次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议题。但在当下国际国内的“世界文学”讨论中，对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关系的认识存有模糊之处。本文认为，文本层面上的世界文学，既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更不是其发展目标。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从世界文学中凝练出富有普遍诗学意义的问题，建构诗学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即“总体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