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

民国初年,知识阶层出于对政治动荡和社会失范的忧虑,普遍陷入到某种道德焦虑之中。道德成为共和国家建设的核心关切,在这种认知背后,是某种国家有机体的观念,由此梁启超等进步党背景的知识分子发展出一种“国性”论述,试图以儒家传统为资源,努力为共和国家建立道德基础;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会,则寻求通过宪法,将孔教确立为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国教。然而,共和国体能否与中国的道德传统有机地结合,共和国家建设是否需要以及需要何种层面上的道德支撑,在张东荪、章士钊等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作为理论前提的国家有机体观念也受到了挑战。而在陈独秀、高一涵等新文化人那里,儒家道德传统成了与共和国体完全不相容且必须被抛弃和否定的对象,与此同时,建立在国民权利基础上的国家观念也取代了国家有机体理论,成为新文化人的主流认识。正是在这一论辩过程中,新文化人的“伦理觉悟”才得以自觉地发生,并发展为对包括儒家道德在内的中国传统的整体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可以理解为对民国初年共和危机中围绕“国家与道德”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的创造性的回应。

精神之“诚”与“伪士”——试析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留日时期,鲁迅以"抱诚守真"的"摩罗"精神之"诚"批判"伪士"。五四时期,鲁迅小说聚焦民国共和危机下官僚、国粹家的精神状态,凸显"伪士"的假面,其价值取向呼应着与传统产生决裂意志所孕育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

“伪士”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三)

留日时期,鲁迅的文言论文重点刻画了＂伪士＂的精神状态。辛亥革命第二年,《怀旧》中也留下了他们在革命中的面影。鲁迅在《阿Q正传》中突显＂伪士＂遭遇革命时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对比,鲁迅的价值取向指向了对共和危机渊源的思考。

“会党”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五)

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形式，与“联络会党”的历史事实不能分开。梁启超、杜亚泉等对共和危机的思考，在鲁迅《阿Q正传》中化为对革命中的“会党”人物的言行和精神状态的刻画，对民国成立后共和危机的渊源的思考，蕴含着鲁迅对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的执着，对“新青年”的“政治”的呼应。

“愚弱”国民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二)

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遭遇辛亥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关注,与晚清以降倡言革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中的重要作用相关,更始于民国成立后对共和危机渊源以及解决方式的思考。突显＂愚弱＂国民在革命中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关系,对后者的价值取向的执着,是鲁迅刻画遭遇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前提,也是鲁迅＂觉悟＂＂新青年＂的革命精神之＂诚＂的＂呐喊＂。

“假洋鬼子”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四)

晚清以降的革命中,留学生群体与其在建立民国和共和政体中的责任的关系,得到梁启超、章太炎、杜亚泉等著名思想家的关注。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留学生的一个代表。鲁迅对这一人物在＂革命＂中的言行的刻画,保留了其对民国成立后的共和政党政治的批判,不能不说创造＂新青年＂的新政治的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也已经隐含其中。

愚弱国民与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一)

1921年，继《故乡》后，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把对《新青年》的“政治”与“中国的人生”的“路”的思考，转向了对“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描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它联系着鲁迅改造“愚弱”国民精神最缺乏“诚”的价值取向，也与鲁迅对民国共和危机渊源的思考密切相关，隐含地呼应着《新青年》的“政治”。

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

晚清以降的各个变革阶段之间并不能用线性的现代化史观简单地加以解释。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危机的影响,"五四"文化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19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五四"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新的政治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产生于一种新的意识、思想、文化和历史理解。在这种断裂中,"文化"承担着双重任务,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促成政治的生成、造化和改易。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