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与东晋政治

"王与马共天下"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种特别形态。蜀汉时,刘备、刘禅与诸葛亮密切合作,使得蜀汉政权顽强地生存在魏、吴两个大国之间。西晋灭亡以后,北方门阀世族与南方门阀世族联合起来,在建康建立起"共天下"的东晋王朝。"共天下"既是皇帝与权臣共处的权力分配方式,也是东晋君权的实际运行过程,其支撑着东晋政权延续了百年。

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破裂

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或由于党争,而是由于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破裂。具体表现在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宋代后妃参政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后妃参与政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外戚干政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有宋一代不闻外戚把权,更未因此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相反,宋代后妃持政多有善举,政绩突出。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基本成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解析宋代后妃与政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基本国策。

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并非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熙宁四年三月,宋神宗与文彦博、王安石等大臣进行了一场非常著名的对话。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目前,学界一般都认为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是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甚至认为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说即始于此。从文字释义和对话语境来看,文彦博的原意实际上是:天子“是替(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替(为,wèi)百姓治理天下”。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源于汉宣帝所说:“与我共此(按‘此’即‘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东晋孝武帝朝的冀州刺史刘波、宋真宗朝的龙图阁待制张知白、宋仁宗朝的知谏院包拯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天下共治与两汉政论的直言

刘邦立汉时所宣称的"天下共治",是两汉选贤机制的重要来源。汉王室每逢灾异而选拔直言极谏,主动以朝野对话来纾缓民间积怨,以此作为调整行政措施的参考。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直言极谏的作用却日渐弱化。两汉文人秉持共治而形成的直言传统并没有因此削弱,遂使得两汉政论散文以直接批评为基调。当东汉皇权与士人关系相疏离,士人遂从行政的参与者转化为政权的旁观者,潜隐著述,指陈时弊。

论晚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格局的形成

宦官专权是安史之乱后唐代重要的政治特征,学界虽然多有讨论,但是对其在晚唐时期的时代特质仍然缺乏较为清晰的认识。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演变,晚唐时期逐步形成了内外大臣同为一体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宦官独掌军事,宦官、朝官分掌经济、朝政,并形成内廷和外朝两套行政系统。外朝以宰相为首,下置三省六部诸省司;内廷以中尉、枢密使等"四贵"为首,下置二十四内诸使司。在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中,唐朝的统治得以延续了数十年。

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自汉高祖刘邦倡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后，其说多为汉、唐以来许多帝王所继承。他们所谓的“共治”，只是将士大夫作自己的统治工具而已，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才空前高涨，使“共治”走出了以往“牧民”的范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以范仲俺为首，包括姚坦、吕端、包拯、韩琦、文天祥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士大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范仲淹为官清正，志向远大，自他踏上仕途的一天起，无论身处朝廷或地方，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可谓敢说敢做，奋不顾身。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言辞，就是“共治”思想的最好体现。宋代封建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做得较好，从统治者方面来说，由于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和实施十分严密的统治手段，他们不仅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且也敢于放手让士大夫参与政治，实现“共治”。从士大夫方面来说，一是不讲门第的宋代科举制度，使大批才能卓越的贫困士人脱颖而出，极大地笼络了士心；二是宋代士人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三是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参与“共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从“共治天下”看宋代政治运行的转变——以南宋官僚抑制宦官为视角

宦官作为皇权附庸的"变态群体",对历史的影响几乎乏善可陈,他们恃恩擅权,影响政府运行。然而,在专制集权进一步发展的宋代,却没有出现严重宦官乱政现象,究其原因,宋代"共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对宦官干政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共治天下"这个角度探索南宋官僚群体对宦官干政的抑制情况,利于了解宋代"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及官僚群体主体地位的显现,把握政治运行的转变和治理思路的不同。

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时代背景

宋朝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这一政治现象的出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宋朝,“君权神授”观念淡薄,儒学复兴、政治文化回向“三代”,庞大的科举出身士大夫群体崛起,政治文化政策宽松与“以天下为己任”士风盛行,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形成。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宋朝不但兴起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而且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

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

上古时期有关农业活动的历史记载探微

夏代以前的历史中,记载农业政事及农业活动的文献,保存在《尚书》《史记》《国语》等典籍中,尤其以《史记》最为丰富。通过对上古时期农业活动的记载进行梳理,并结合现代考古学成果,本文对上古时期主要农作物的驯化、农时观念的获得、层级型的统治结构、从"共天下"到"家天下"的演变进行了探讨。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曹勋自金朝的燕山府(今北京)回到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传达的宋徽宗宣谕云:"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他在随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和绍兴十四年编次的《北狩见闻录》中,又重申了这一宣谕。可见"不诛大臣、言官"的宋太祖誓约,应该确有其事。有宋一朝,"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事实上,除特殊时期诛杀过少数几位大臣之外,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言官。宋太祖之所以订立"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以及宋朝君臣谨奉之为祖宗家法,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誓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清代的吏胥和幕宾

在清代的各级政治机构里,普遍存在着一些吏胥和幕宾。他们的活动和作用,在官书正史和典章制度中,记述不多;而在私人撰写的杂记、日记、野史和稗史里,却屡见不鲜,有的还特别详细,保存了清代政治制度一些具体真实的珍贵资料,我们应该给予重视。 他们当中不少人是有所建树的,如襄助靳辅(康熙十六年河道总督)治河的陈璜等,对人民就有一定贡献。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仗势欺压良善借此自肥,求得温饱富贵,成为清代政治机构中一批蛀虫。为了进一步弄清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黑暗和罪恶,对这批人应当给予应有的注意。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范蠡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春秋楚国宛人范蠡的经济伦理思想来源于老子思想,同时得到楚地经济文化“五纪必周”精神的滋润,这些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经济行为,铸就了范蠡特有的经济价值观。范蠡从事经济活动重农不抑末、农末俱利,采取平粜齐物、务完物、无息币的经营方法,与时逐利、善择其地,坚持以德立商、济世救民,实现了其“富天下,利天下”的宏大志愿。另外,范蠡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其经世济民、“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伟大情怀。

试析北宋哲宗“绍述”之前的尊崇“祖宗之法”——以宋太祖“不杀士大夫”誓约为例

祖宗之法历朝历代都有,而北宋皇帝尤其尊崇祖宗之法,将祖宗之法一以贯之,成为北宋的政治特征之一。终宋一朝,士大夫地位较高,他们不再唯唯诺诺于君王,而敢于直言进谏,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宋太祖所立"不杀士大夫"誓约这一祖宗之法,它对于防止皇帝个人独裁,营造较为开明的政治风气,推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而到了北宋哲宗"绍述"后,祖宗之法渐被奸佞之人利用,成为他们党同伐异的工具,因此走向反动。故将主要论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以及哲宗元祐年间的尊崇"祖宗之法"并以宋太祖"不杀士大夫"誓约为例。

台谏:共治天下的平衡器

科举制虽兴于隋朝大业年间,但迟到北宋,当“文人治国”成为立国之根基大计之时,经过科举大量选拔而来的士大夫,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创了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新政治气象。早在科举制创建之前,以相权为核心的文官体制从秦汉开始运行,但缺陷有二:其一是朝廷政治与宗族亲缘关系长期纠缠不清,社会功能分化进程迟缓。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北宋中期君臣关系初探——以“得君行道”为考查线索

在帝王专制时代,"得君行道"唯有在君臣思想、目标一致前提下才有望实现。北宋仁宗朝,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是第一次君臣契合,证明"士大夫与君共治天下"具可能性。庆历之后议论始兴,宋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共定国是"、推行变法,是第二次士人得君行道之时。而司马光掀起元祐更化,因与宣仁太后思想相契,亦属得君行道性质。三者所行之道皆为君之道,看似"君臣共治天下",实为皇帝专政另一体现方式。尽管如此,"共治天下"思想出现终究是帝王政治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