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兄弟共妻制的成因和妇女的出路——来自对青藏高原东南部六个乡村的研究

本文以麦克伦南的猜想为引线,引出兄弟共妻制的起源和社会能否消化过剩的妇女这两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评注了摩尔根对麦克伦南的批评,呼吁用多因素的观点看待兄弟共妻制。进而结合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历史和现实数据,探讨兄弟共妻制与性别比例的关系,展示卫星家庭吸纳过剩妇女的作用,分析隐显两套机制的"互补"原理,力证兄弟共妻制和藏传佛教是产生过剩妇女问题的源头,同时也是吸纳过剩妇女的有效管道的观点。

安多-玛曲游牧藏族“兄弟共妻婚”刍议

长期以来，以藏系民族①见常的“未杰求冒”（shug gchig khoy mang②，一妻多夫）尤其是“兄弟共妻”婚（Fratemal Polyandry）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学界针对藏族“兄弟共妻”婚的研究则认为：这种婚姻形态普遍分布于卫藏、康巴农区却不现于安多地区。实质上，根据安多一玛曲地方志提供的线索与当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资料互证：玛曲游牧藏族不仅在历史上就存在“共妻式”婚姻，沿革至当代仍有数量零星的“共妻式”家庭，其存续原因、社会功能则与卫、康两地既相区别又有所关联。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活态案例呈现当代玛曲“兄弟共妻”婚的原貌，以打破前人认知上的误区，探索因由、分析功能、发掘隐藏在婚姻逻辑背后的传统藏文化内涵。

无知与偏见——对柏拉图“共产共妻”思想之重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共产共妻"之主张在后人的解读中显现出一种无知甚或偏见,这种解读误读了经典,亵渎了轴心时期的西方先知,笔者提出对经典文本及其经典人物的理解一定要结合人物当时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唯有如此,方可真正还原人物的思想精髓。

全球视野下的朋友共妻制

婚姻制度是人类的一项基本制度,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婚姻制度也经历了群婚、血缘婚、对偶婚等形式,发展到今天的一夫一妻制。但是"朋友共妻"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在东南亚大陆和青藏高原仍有存在。

从《理想国》“共产共妻”角度看柏拉图的妇女观

"共产共妻"在柏拉图的笔下成为了苏格拉底塑造理想国的一部分而存在着,但实则充分体现出柏拉图对妇女的地位、作用等的看法。在当时,雅典不准许妇女参与政治的这项提议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然而"共产共妻"对近代的影响实际上也不可小视。

西藏的兄弟共妻:社会生物学理论的试验

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有一种风俗:兄弟长大后不分家产,合娶一妻,共承父业。这种婚姻制度由来已久,现在只能在偏僻的山区才能看见。它包含着多种矛盾的萌芽,像镜子一样反衬出当地人从事两种生产(谋取生活资料和繁衍人口)的种种奥妙。故人类学家将其视为理论挑战,孜孜不倦地探索。本文由两位男女作者写就,比尔是体质人类学家,戈尔斯坦是社会人类学家。他们用社会生物学理论过滤采自尼泊尔利米峡谷的素材,提出"藏族人行兄弟共妻婚可能会增强他们适应环境的总体能力"。也就是说共妻制可能会增强丈夫自身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全文排出5张表格和3个公式,定量与定性结合,通过论证将这个假设归入荒谬,最后指出兄弟共妻制的长期存在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传统相关联,应该循着这条路子去寻找原因。

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

元杂剧中普遍存在呼妻为“大嫂”的称谓；而自夏代以来，北方诸民族又一直流行着兄弟共妻之俗。前者涉及亲属称谓，是实际亲属关系的反应；后者涉及婚姻习俗，是原始人类群婚制的遗迹之一。本文博征史料，就这些民俗的相互关系以及形成的时间、分布的境城、流变的过程和消亡的原因，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究原党委，颇足信据。

迪庆藏族《尸语故事》中的共妻现象

《尸语故事》在藏族人民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共妻"这一独特的婚姻形态在不同流传地域的不同版本中都有所反映。所以除了生存环境的这一普遍认知原因外,还可以从"性别失衡"论、对生理的错误认识、对血缘和伦理的不同态度三方面进行分析。

三论“过剩妇女”的成因和出路

在西藏农牧区,兄弟共妻、佛教修行和“过剩妇女”是紧密勾连的传统文化特质。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三者都被不同程度地弱化了。1978年至今45年间,落实宗教政策以来,“过剩妇女”问题又凸显了。文章梳理了以往的研究质点,重新启航寻找新材料。事实证明“过剩妇女”的成因没有改变,大家庭依然是消化淤积人口的主渠道,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增大了社会受益面,走上共同富裕的“过剩妇女”增多,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大家庭往日承受的压力也减轻了。

“[口厌]哒兄弟共妻婚制”考

据阿富汗地区新现的巴克特里亚语以及阿拉伯语文书,可知因中文史书记载而形成的“[口厌]哒兄弟共妻制”概念有误,[口厌]哒只是5~6世纪在该地的外来统治者,兄弟共妻制是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本地婚俗,在4世纪已臻成熟、一直延续到8世纪中晚期。这种婚俗是父权制的产物,基于当地以户征税的经济制度,以维护家族稳定、财产安全为目的;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后,伊斯兰教传入,赋税以人丁计,兄弟共妻制失去其社会基础,遂尘封于历史长河。

荒唐的兄弟共妻酿悲剧

2007年6月27日晚9时许,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镇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在姜立友的家中,下肢瘫痪的他呆坐在轮椅上,脸色惨白,泣不成声。轮椅前,姜立友的孪生哥哥姜立军蜷缩在地,腹部流血,奄奄一息;轮椅后,姜立友的妻子侧卧在床,血肉模糊,气息全无……一个苦心经营的家庭,顷刻间家破人亡。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最终酿成了这场血案呢?

革命流言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以茅盾的文学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茅盾的小说《动摇》与《泥泞》真实地再现了国民革命时期的乡村裂变与农民革命。革命纲领被简化成“共产共妻”流言散播于乡村世界,并构成了农民理解革命的另类方式,这类流言既在某种程度上动员了农民参加革命,又构成了拆解革命的不确定性力量。共产党在整合乡村力量、组织革命的过程中遭遇了农民的质疑和反抗,不稳定的共同体呈现出既隔膜又分裂的不同初级形态。随着革命形势的峻急发展,国民党左派政策的改弦易辙以及对农民运动的纠偏,结果造成了革命形势的顿挫,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农民革命运动本身引发的武汉国民政府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两篇小说与历史现实形成深刻互文,展现了丰富、立体、驳杂的国民革命图景。

《诗经》远古婚俗透视

《诗经》有不少远古不文明婚俗的反映:以女方为支配的赘婚,以男子为中心的媵妾婚,前者造成了《诗经》时代独特的弃夫现象,后者更造成了当时大量存在的弃妇现象;此外,还有兄弟共妻制、多夫多妻制、收继制等婚姻形式。所有这些都是远古蒙昧、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群婚与对偶婚的习俗。以此可见,《诗经》时代是一个婚姻状况混乱、婚恋比较自由的特殊时代。

藏族亲属称谓研究——以藏东南部三村为例

本文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探讨了青藏高原东南部三个藏族村子亲属称谓的具体情况,得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藏族的亲属称谓构成丰富的亲属关系信息库;第二,藏族的亲属称谓在文化上共享着一种深层结构,是亲属制度的直接反映;第三,一些地区的兄弟共妻制婚姻对亲属称谓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亚洲学者视野中的喜马拉雅婚姻杂糅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以印、中、日三国为代表的亚洲学者在喜马拉雅山区展开调查,时间先行后续,调查区域互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特殊婚制的起源、功能、家庭运行模式等问题,发掘婚制选择的内在动因,阐释喜马拉雅山区婚姻杂糅形态的全貌。其中,中国学者以独立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为主线,整合资源、人口、观念等诸因素,全面系统剖析兄弟共妻制,在亚洲婚姻研究的学术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略述木里县俄亚乡纳西族的群婚残余

居住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自治乡的纳西族,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有249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59％。苏达河北岸的俄亚村则是该乡纳西族最大的聚居村寨,有130户,占全乡总户数的22％;1060人,占全乡总人数的25％。全村除一人为上门当赘婿的藏人外,全部为纳西族,占全乡纳西族总人数的42％。

俄亚纳西族的伙婚仪礼

纳西族是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滇川之间的古老民族之一。各地纳西族的婚姻家庭因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而不尽相同,如泸沽湖地区还保留了走婚和母系制;四川木里俄亚地区则保留了伙婚——姊妹共夫与兄弟共妻制;丽江、中甸、维西等县则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父系小家庭。本文拟对俄亚纳西族的伙婚进行一些介绍,并论述其起源和社会性质。 俄亚纳西族分布在金沙江支流冲天河的沿岸。当地居民在年轻的时候,普遍过着一种名为“安达制”的群婚生活,其含义与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相同。同时又实行婚娶,其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男娶女嫁的兄弟共妻制,男娶女称“门次汉”;一种是女娶男嫁的姊妹共夫制,女娶男为“拥支汉”。一夫一妻的单偶婚极少。无论是姊妹共夫,还是兄弟共妻,都必须举行隆重的婚礼,两者仪式相同。由于举行婚礼时必须把新郎、新娘们用牦牛皮带拴在一起,该仪式又称“拴皮带”。 1981年我们赴当地进行调查,其间遇到许多家庭举办婚礼。现在以俄亚村伊达家两兄弟娶瓜扎家两姊妹为例,具体看看拴皮带的仪式,从而进一步了解当地纳西族的婚俗特点。

墨脱婚俗考

我们知道,婚姻是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民俗。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婚姻习俗,在婚俗的构成上也是千姿百态,而每一种形式都是一幅婚俗发展变迁的生动画卷,具有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乃至经济的特征。“雪域孤岛”的婚俗是孤岛社会民俗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是与“雪域孤岛”文化和历史紧密相联的一种婚俗文化。在此,笔者认为在今天研究雪域孤岛文化之婚俗,对于了解和认识“雪域孤岛”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构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婚俗文化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婚姻类型。

在现实与历史的交叉点上——评中篇小说《十步街》

蒋光明、张少政的中篇小说《十步街》(载《长虹文学》创刊号),给我们展现了巴山深处一幅家庭矛盾、社会矛盾和人生矛盾的现实生活的画卷。该小说描写的是十步街一个名叫王安安的青年为挣脱贫困的锁链,力尽艰辛排除众难走向现代文明的“古老”故事。这一题材,旧得有些显“黄”了,初初看来不无过时之嫌,但细细品来却是味儿颇深。作品旧中出新,平中求美,给人一种美的律动和清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