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红松林步行虫(Coleoptera:Carabidae)群落物种共存格局动态分析

揭示群落物种共存格局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零模型的应用极大的促进了群落物种共存格局及其调控机制的进展,然而针对地下生物群落共存格局动态特征的研究并不多见。在帽儿山森林生态站的人工红松林内,通过5次调查取样基于零模型模拟分析小尺度空间(20 m×20 m)步行虫群落物种共存格局的动态特征。结果表明:(1)共捕获步行虫20种,2278只个体,其中Carabus billergi maoershanensis为所有调查季节数量最具优势且分布最广泛的物种,步行虫群落结构具明显的时间变异性;(2)2013年6月步行虫群落为集群性共存格局,而2014年8、10月为竞争性共存格局,基于目前的零模型指标和法则难以准确揭示其他月份是集群性还是竞争性的共存格局,但所有季节的群落均表现为明显的非随机性共存格局,这些共存格局的发现并不完全支持Diamond的群落构建机制理论;(3)所有调查季节均发现很少的显著物种对,基于更严格的检验表明群落中集群性物种对多于隔离性物种对,那些表现为显著的非随机性共存关系的物种对往往是群落内数量较大且分布广泛的优势和常见物种。表明非随机性共存格局可能是帽儿山人工红松林小尺度空间步行虫群落的常见格局,这种非随机性格局具一定的短期动态稳定性,但不同季节这种非随机性共存格局类型表现不同,群落内这些较少的显著物种对可能对群落物种共存格局具有一定的贡献。

云南大理巍山地区儒释道共存格局的形态及其原因分析

云南大理巍山地区儒释道共存格局有两种形态,即宗教形态与思想形态。前者往往以实体的形式存在,而后者通常以个人的思想以及群体的实践为载体。而且在两种形态的基础上探讨了共存格局形成的原因,提出了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两个概念,认为宗教形态共存格局的形成主要源于统治者的政治逻辑,而思想形态的形成主要由生活逻辑所致。

短花针茅荒漠草原斑块尺度物种多样性及其共存格局

阐明斑块尺度上物种共存格局,对于深入认识荒漠草原破碎化草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按斑块的土壤生境退化程度,选取短花针茅荒漠草原3类典型群落斑块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不同斑块的物种构成、多样性及物种间的共存关系格局。结果表明:①斑块A属单优种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群落;斑块B为短花针茅+草木樨状黄耆(Astragalus melilotoides)群落;斑块C为苦豆子(Sophora alopecuroides)+老瓜头(Cynanchumkomarovii)+猪毛蒿(Artemisia scoparia)群落。②群落结构中斑块A和斑块B多样性相近,均高于无短花针茅生长的斑块C。③基于零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物种共存格局的复杂性和强度为:斑块A>斑块B>斑块C,且下降趋势明显,斑块A存在的16组显著物种对中有4组为显著竞争关系,而斑块C中的物种对减少到7组,且仅存在猪毛蒿与苦豆子组显著竞争物种对。结论:表明未沙化的土壤生境斑块是荒漠草原破碎化草地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土壤生境的退化显著降低了斑块内部群落组织的复杂性和物种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不利于群落的自我维持。

两种同域分布鹿科动物的共存时空格局

为掌握喀斯特地区同域分布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和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共存的时空分化格局,利用公里网格布设的红外相机对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这2种鹿类进行监测。于2019年2—8月,在151个网格位点分别获得1328张小麂和167张毛冠鹿的独立有效照片,总有效工作时长21234 d。结果表明:(1)在时间活动节律上,小麂与毛冠鹿均属晨昏活动型,均在7月活动强度最高,日和季节性活动节律上两者均无显著差异(P>0.05),仅日活动高峰有所不同。(2)在生境利用分布上,小麂与毛冠鹿活动分布的重叠程度并不高,同期监测到两者的位点数仅占总监测位点数的22.11%。(3)在空间格局中(包括植被类型、海拔梯度、坡位等),两者活动强度均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研究结论表明,麻阳河同域分布的小麂与毛冠鹿主要以生境利用分化和空间分布差异方式共存,而时间分化差异不明显。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掌握喀斯特地区鹿科动物同域分布的共存维持机制及其资源保护与管理有重要意义。

论90年代国际FDI的新特点

本文集中讨论了００年代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包括ＦＤＩ流量回升；投资主体多元化，ＦＤＩ流向的变化及资金流入、流出趋向平稳；ＦＤＩ方式已从单一的股权安排发展为独资、合资、收购、兼并及非股权安排等多种方式共存的格局；高科技产业、服务业成为投资重点；吸引ＦＤＩ的竞争更加激烈；文章最后论述ＦＤＩ的思考。

微生境对大兴安岭岛状沼泽林地表节肢动物beta多样性影响

以大兴安岭东部特有的森林沼泽林型——岛状沼泽林为研究区域,采用陷阱法调查岛状沼泽林3种典型林型,即兴安落叶松纯林(Larix gmelinii)、白桦纯林(Betula platyphylla)、落叶松⁃白桦混交林地表节肢动物群落与栖息生境要素特征,分析地表节肢动物群落beta多样性对微生境特征的响应。共采集地表节肢动物544只,隶属5纲14目67科61属,以鞘翅目、双翅目幼虫、膜翅目、蜘蛛目与弹尾目为主,其中白桦纯林个体数、类群数最多,兴安落叶松纯林最少。3种林型地表节肢动物总beta多样性β_(sor)及其组分物种周转β_(sim)、物种镶嵌β_(nes)差异不显著,但同一类群物种周转β_(sim)、物种镶嵌β_(nes)均存在显著差异性(P<0.05),且β_(sim)/β_(sor)比值均大于50%,表明岛状沼泽林地表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变化主要受物种周转的影响,并且丰度越大的类群对beta多样性影响越大。地表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与地表温湿度(r^(2)=0.120~0.128,P<0.01)、土壤主要化学性质(r^(2)=0.229~0.230,P<0.01)以及凋落物厚度(r^(2)=0.148,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地表温湿度、土壤主要化学性质与植被特征共同解释了地表节肢动物群落变异的11.03%,还有88.97%的变异没有得到解释,显示土壤过湿与土壤养分过高所致的生境斑块异质化直接影响了岛状沼泽林地表节肢动物生境选择偏好,并对其beta多样性形成过程产生复杂影响。

环境因子对甘南高寒草甸地表大型节肢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地表节肢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生物指示物,研究甘南高寒草甸地表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有助于揭示其分布格局对高寒草甸生态环境变化的响应。2018年5至9月,采用陷阱法调查甘南高寒草甸4种典型类型生境,即沼泽湿地、沼泽化草甸、草甸和成熟草甸地表大型节肢动物群落组成与多样性。研究时段共采集地表大型节肢动物2545头,属于3纲9目29科30属,以狼蛛属(Lycosa)、弓背蚁属(Camponotus)和蚁属(Formica)为优势类群。营养功能群以捕食类和植食类为主。研究结果显示,成熟草甸生境大型节肢动物类群数明显高于沼泽化草甸和草甸生境的类群数(P<0.05);沼泽湿地生境Pielou均匀度指数(Js)明显大于草甸和成熟草甸生境的Pielou均匀度指数(P<0.05);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差异不显著(P>0.05);4种生境之间地表大型节肢动物群落相似性指数较低。研究时段基于物种“出现-不出现”C-score、V-ratio、SES与Pianka生态重叠指数的实测值与预测值的差异均没有规律性,显示研究区域地表大型节肢动物群落随机性与竞争性格局共存,受随机扩散与生态过滤共同影响。置换多元方差分析(Per MANOVA)表明,研究区域生境特征(R^(2)=0.6364,P<0.001)比研究时间(R^(2)=0.1573,P<0.001)能更多地解释地表大型节肢动物群落变化。土壤主要理化性质显著地影响了地表大型节肢动物群落特征,其中,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对地表大型节肢动物群落影响最大。基于距离的冗余分析(db-RDA)结果表明,土壤理化性质与地上生物量仅共同解释了地表大型节肢动物群落变异的29.88%,其他70.12%的变异没有得到解释,显示地表大型节肢动物群落形成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