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料中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形象——以秦良玉为例证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创造、选择、赋意和确定承载中华文化意蕴、标志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文化符号与形象,对内能够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外能够展现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与形象代表。石砫土司秦良玉在征播平叛、援辽抗清、保境安民中屡建功勋,表现出忠贞智勇等品质,成为光耀千秋的巾帼英雄,明清史料记载了其人物事功,使其经由真实英雄向理想人物的嬗变写定,成为历史上标志宣教忠贞护国的文化符号与英雄形象。从秦良玉事功与品质的写定过程可见,史志记录呈载中华文化意蕴、标志中华民族形象的文化事象与历史人物,实质就是各民族选择凝练并共享中华文化符号与形象的过程,形成彼此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有助于各民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

从“塔拉”一词透视内陆干旱区域游牧民族水资源观的共有共享——来自湿地生态系统变迁的验证

我国北部和西北部拥有连片的内陆干旱草原,从内陆干旱这一名称着眼就不难看出当地生态结构的关键性脆弱缺环正在于水资源的极度匮乏。于是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围绕着水资源短缺的化解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应对策略,这当然是学术界的幸事。但其间的不足和缺漏同样不容忽视。在蒙古语“塔拉”一词中,本身就隐含着可用水资源的富集。但这一深层含义,如果不从文化的主位立场出发,借用甚至误用其他民族的水资源观去展开相应的探讨,从一开始便注定不可能切中问题的要害。这是因为“塔拉”一词所隐含的本位水资源观,不仅属于蒙古族,乃为诸多干旱草原游牧民族共有共享的水资源哲理。在倡导文化事项共有共享的今天,从主体本位出发去探讨历史上水资源观念的共有共享历程及由此引发的湿地生态系统退变历史,当然就显得必不可少。

伏羲: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

传世和出土的文献记载、多民族流传的神话故事、分布各地的文化遗存及各民族的祭拜传统,使伏羲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多民族的共同祖先和华夏文明的始祖是伏羲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基础,与伏羲具有很强关联性的多民族神话故事是共享共有文化符号形成的纽带,分布多地的文化遗迹是对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凸显,多民族共同祭拜是对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巩固。伏羲之所以会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既与伏羲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有关,又与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这一各民族社会发展总趋势有关,也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民众对伏羲祭拜有关,还与伏羲文化极强的传播力和没有负面影响的完美伏羲形象有关,更与伏羲造福各族人民、各民族都受惠于其有关。

古代太原商人的神奇创新——劳资共有共营共享制

古代太原商人就是晋商。与徽商齐名的晋商 ,有着世代经商的强烈自觉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商业改革举措。且不说属于生产力提高范畴的已经誉满全球的票号汇兑业是世界首创 ,单就神奇创新的属于生产关系改革范畴的人股 (顶身股 )制度———共有共营共享制的创立和成功实践 ,就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探讨和思索。“读史使人明智” ,晋商企业的共有共营共享制 。

人文经济学视阈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特点在于创新,而激发创新潜能需要理性包容的人文精神。人文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中介环节是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收入分配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继承和弘扬人文精神,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以“公天下”的共有理念引导先进优质劳动资料顺畅流通;在收入分配关系上,以“均贫富”的共享理念激发劳动主体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上,以“等贵贱”的共治理念促进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三方面综合起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凝聚起磅礴的人文力量。

意大利藏《黔省苗图全部》所见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事述评

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图书馆藏《黔省苗图全部》是一部文本相对完整、装帧自成体系、收藏状况良好的晚期“百苗图”抄临本。此图册较此前所见“百苗图”诸抄临本,明显具有与时俱进、反映清末至民国初年时代巨变之特征,呈现“文古图今”这一编修特色。通过选取内中反映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事的代表性绘图,展开考论结合的研究,可望从中发现清末民初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情,为认识和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文化事项共有共享提供形象具体的佐证,并可为当下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来自历史的支撑。

从“百苗图”各抄本看贵州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百苗图”是对清嘉庆年间担任贵州八寨理苗同知的陈浩在综合典籍记载和实地调查资料基础上编撰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各抄本的统称,其中多有对贵州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详实记录和生动描绘。从“百苗图”各抄本可以看出:清末民初贵州地区彝苗、彝汉、侗汉、苗汉、布汉等民族交往频繁,交往方式多样,交流密切,在语言、服饰、文教、习俗等方面深度交融,实现了同一文化事项的多民族共有共享。

试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史理与学理

阐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内涵,对坚定不移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成就了汉语汉字的通用语言文字地位,新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是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历史的赓续发展和超越,这是理解当前推广普及工作的历史渊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族儿女交流沟通的工具,是中华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记载并传承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这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理内涵。历史渊源与学理内涵密切关联,学理内涵也蕴藏于历史渊源中。

略论以人为本与共建共有共治共享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关联可从四个层面进行解析和把握:一、动力论:承认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坚持全体人民共建和谐社会;二、主体论:承认人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全体人民共有(所有)和谐社会;三、人民主权论:承认人民是和谐社会的主权者,坚持全体人民共治和谐社会;四、目的论:承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坚持全体人民共享和谐社会。

加入WTO集体经济将呈现三大基本特征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整个市场经济将进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它对国内各种类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经济基础薄弱又遍布城乡各地的集体经济来说,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已成必然.我们认为,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先进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市场准入的国际化、经济贸易的全球化,集体经济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化,将突出呈现以下三大基本特征.

国际传播中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定位、路径与策略

开创与国际接轨、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高水准国际传播模式,成就"区域精神的载体""中国文化的荟萃""人类遗产的明珠"的国际形象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国际传播目标所在。文章在遵循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属性的基础上,确立文化带建设与其国际传播的定位与关系,选择传播主体与路径,擘划传播内容与策略,充分展示运河文化的历史性和中国性的同时,通过运河文化的整体化和国际化产生共情、共忆、共鸣,使其真正成为人类共享、共有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研究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为了巩固数字资本霸权,数字资本主义竭力塑造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数字文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这种数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社会主义数字文化正是在突破这一困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文章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批判思想史,从意识形态蜕化、技术应用异化和社会再生产虚化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数字文化的幻象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的生成勾勒了一个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认为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土壤中探寻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生成的逻辑主线。文章的现实指向是:基于所有制、分配制和技术应用角度,探索构建人民共有、人民共享和人民共治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深刻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

从批判到建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的生成路径研究

在数字技术浪潮的冲击下,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字资本主义为了巩固其霸权地位,竭力塑造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数字文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这种数字文化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社会主义数字文化正是在突破这一困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批判数字技术主义、数字消费主义、数字拜物教、数字自由主义等不同面相的文化幻象,为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的建构勾勒一个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土壤中催生社会主义数字文化,即从生产关系三要素(所有制、分配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出发,生成和建构所有权“共有”、产品分配“共享”以及运行管理“共治”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这种社会主义数字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文化领域的深刻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