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射程理论与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

共犯关系的脱离,是指部分共犯在犯罪完成之前退出共犯关系,但剩余共犯继续完成了原定犯罪的情形。若成立共犯脱离,退出者则不对退出之后由其他共犯所实现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仅就退出之前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共犯关系脱离与共犯中止属于不同理论层面的问题,必须明确区分二者。共谋射程理论可以为共犯脱离的认定提供明确的解决路径。是否成立共犯脱离,取决于剩余共犯的行为是否属于当初的共谋的射程之内的行为。

共犯关系的脱离

共犯关系的脱离,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部分共犯人从共犯关系中退出,其他共犯人继续实施犯罪并达到未遂或既遂的犯罪形态。共犯关系脱离是有关犯罪结果的归属问题,而共犯中止是事关已成立的未遂犯的可罚性问题。前者属于共犯论特有的问题,后者与其说是共犯论问题,不如说是未遂犯论问题。尽管两者存在部分重合,共犯关系的脱离有可能适用共犯中止规定,但两者的本质却不同。

共犯关系脱离要件刍议——一个域外制度的中国化思考

共犯关系脱离制度是国外共犯理论中一项重要制度,虽然有些国家刑法中虽不存在"共犯关系脱离"理论的立法例,但在司法实践中,判例对这一理论还是予以积极的承认。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要件因共犯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共犯在着手之前脱离共犯关系须有脱离的意思并被其他共犯者所了解,而在着手实行犯罪后,脱离者不仅要有脱离的意思,还要求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犯行的发生。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共犯人的分类上采用的是四分法,所以,在我国确立的共犯关系脱离制度应当有别于国外刑法中确立的类型。

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问题研究

已经符合了单独正犯中止条件的共犯者,如果没有以其积极行为阻止未中止的其他共犯者继续实行犯罪行为,或者没有积极有效地防止未中止的其他共犯者的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都不能成立中止犯。为了弥补共犯中止条件过于严苛的缺陷,大陆法系刑法引出了"共犯关系的脱离"的概念,以解决脱离共犯关系的共犯者的责任问题。对于着手之前的脱离,如果脱离者是出于己意而脱离的,在预备阶段中止的罪责限度内处罚;如果脱离不具备自动性,在预备犯的罪责限度内处罚。对于着手之后的脱离,具备自动性的,脱离者应在实行阶段中止的限度内承担罪责,否则承担未遂犯的罪责。

论共犯关系脱离的具体认定与法律责任

共犯关系脱离这一概念,由日本刑法学者大塚仁最先提出,其研究目的在于合理解决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主动放弃实施犯罪并为阻止犯罪结果出现做出相当努力,但仍未阻止结果发生的部分共犯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着共犯脱离的现象,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却并没有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明确规定,对于实践中的相关案件,理论界通常比照犯罪中止的相关规定,按照"一人既遂,全体既遂"的原则进行处理,而脱离的情形仅作为酌定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此种做法显然对于意图脱离的共犯者过于苛刻,也有违我国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需要在对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将其引入我国的必要性,并最终作出本土化的制度建设。

论共犯关系的脱离

共犯关系脱离理论试图解决在共同犯罪成立后,部分共犯人退出共犯关系后应如何评价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共犯关系脱离理论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为了合理地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共犯关系脱离行为,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脱离的标准进行合理的界定。

共犯关系脱离之司法适用探讨

共犯关系脱离的理论是为了弥补现行刑法犯罪中止理论的不足而产生的，是为了解决共同犯罪中意图脱离共犯关系的部分共同犯罪行为人中止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未能有效地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责任认定问题，具有自己独立的刑法价值和功能。虽然日本刑法学界对共犯关系的脱离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共犯关系脱离的理论仍然很不成熟，尤其是在我国，仍处在引入外国理论的阶段。但在非犯罪化已成为刑法发展趋势的今天，我们应该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来看待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并要积极引入刑事司法实践中，构建相应的共犯关系脱离司法适用体系，推动法律的进步与完善。该文便是针对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从合理性与必要性肯定共犯关系脱离理论的价值，接着从共犯关系脱离的时空条件和认定的标准两个方面着重对共犯关系脱离司法适用问题进行探讨，最后指出共犯关系脱离作为一个创新的理论，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使得该理论的司法价值得到体现。

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与归责

本文通过司法实践中的两个判例,引出共犯脱离的问题,并对共犯脱离的发生阶段、体系地位、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的关系、共犯脱离的判断基准以及脱离者的责任认定进行了论述。共犯脱离是共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应与共犯中止区别开来,在我国刑法中应赋予其独立的体系地位。只要存在共犯关系,就有共犯关系脱离的空间,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既遂之前的状态。关于脱离者的责任,其对后续行为和结果自然不需负责,只针对脱离前的行为单独评价,就不同的阶段,负担不同的责任。

论共犯中止认定的缺陷与完善

共同犯罪行为对于单独的犯罪行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或观点。根据刑法原则和有关共同犯罪理论分析了我国刑法典及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规定和认定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引入日本学者的“脱离共犯关系”理论．在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就可以将共犯中止予以新的认定，最后就共同犯罪理论的完善提出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共犯关系的脱离及其与共犯中止的区分

共犯关系的脱离主要解决在共同犯罪中个别共犯放弃其犯罪行为但并没有有效制止其他共犯继续实行犯罪因而发生犯罪结果时该个别共犯的责任问题。对于该问题,根据共同犯罪的中止犯成立条件,一人既遂即为全体既遂,因而难以认定为中止犯,但基于其主动切断共犯关系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可将这种放弃其犯罪行为的情形以未遂犯论处。共犯关系的脱离既不同于一般的犯罪中止,又有别于犯罪未遂,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对司法实践正确处理共犯案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论共同正犯关系的脱离

共同正犯关系的脱离,是指消除了共犯因果关系的部分共犯人,无需承担脱离之后的危害行为所产生的刑事责任的一种情形。共同正犯关系的脱离能够对共同犯罪中止理论进行救过补阙,是妥善处理对脱离共犯关系但未能制止造成危害结果的共犯人进行定罪量刑问题的重要手段。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对共犯关系脱离者的合理化处罚,为其架起一座后退的“黄金桥梁”,鼓励其迷途知返,有利于减少和化解共同犯罪,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论

本文以云南省呈贡县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例子,从当代刑法理论入手,剖析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的认定问题。在介绍了我国理论界有关共犯的中止认定问题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后,着重对共犯关系脱离说从概念和理论依据上进行解析,用其解决我国共犯的中止认定问题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共同犯罪停止形态探析

本文分析了共同犯罪的既遂问题,介绍了认定共同犯罪既遂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结合当前理论和实务,分析了共同犯罪的预备问题、共同犯罪的未遂问题,重点分析了共同犯罪中部分人存在中止行为时,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准确定罪的问题。

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是相对单独犯罪而言的特别犯罪形式。而对于在此类案件中怎么认定犯罪中止,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对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不足之处,然后分析了当前关于共同犯罪中止认定的争议所在以及相关的几种理论,并主张在共同犯罪中止中引入"脱离共犯关系"的理论,通过借鉴"脱离共犯关系"概念,能够以全新的视角解决我国共犯中止的认定问题。

共犯中止有效性理论之探

由于我国在共犯中止认定标准上的立法空白,学术界对共犯中止的有效性标准存在诸多学说和争议。因客观说过于严苛,而主观说又有失妥当,折中说应运而生。但无论是共犯脱离说还是原因力说,均无法在主客观的轴线上找到适当的黄金分割点。笔者提出了新的积极恢复说,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阐述和验证。

共谋共同正犯脱离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

在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基础上确立相应的脱离制度,不仅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从共谋共同正犯关系中脱离的行为人进行正确定罪量刑的重要举措,更是弥补我国现有犯罪停止形态理论在解决退出共犯关系问题上的不足的必要手段。同时,这一制度的确立也有利于完善我国共同犯罪理论,进一步限制共犯制度的处罚范围。不同类型的共谋共同正犯脱离的成立需要具备不同的条件。"追随型"、"平等型"以及"首谋型"共谋共同正犯脱离的成立条件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

组织犯未完成形态之认定

基于共同犯罪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基本理论,组织犯停止形态认定的关键在于实行犯的犯罪未完成对组织犯而言是否违背其本意;组织犯要成立中止仍需具备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组织犯即使没能阻止犯罪的继续实行或者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只要为此付出了真挚的努力,即可构成共犯关系的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