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正犯体系的反思性检讨

我国于共犯体系的选择上存在单一制与区分制两种不同主张。近年来,双方的理论对立逐渐深化且仍然激烈。对单一制作出系统性反思与检讨,既有利于廓清理论争议,也是抉择所需。经反思,在观察视角层面,单一制无视共同犯罪的团体性本质;在立法层面,单一制与我国立法进程及胁从犯规定不符;在理论层面,单一制无法真正引入归责理念,并且存在不当扩大、缩小处罚范围以及不能合理说明身份犯共犯的可罚性之缺陷;在实践层面,单一制不具有量刑以及主犯、从犯刑事证明指导功能。应从共同犯罪的团体性本质出发,构建中国特色“主—从”区分式共犯参与体系。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施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

分野与合流:单一正犯体系与区分制共犯体系的反思

犯罪参与体系的选择上,存在单一正犯体系与区分制共犯体系之争。自然意义上,行为人实施犯罪必须要利用工具,此谓单一正犯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区分制共犯体系通过规范将对不同的情形进行切割。在形式客观说的框架之下,两大体系的区分核心在于对构成要件的理解;随着实质客观说或支配说的兴起,两大体系的争议焦点落在"是否需要借力正犯-共犯框架以及共同犯罪框架"这一问题上,并在以此延伸出的具体问题上存在争论。但是,随着区分制共犯体系内部最小从属性说、行为共同说、因果共犯论等理论的兴起,两大体系在诸多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因此,两大体系的探讨本身不具实益,采取恰当的理论解决具体问题才是颇有裨益的。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和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

两大共同犯罪体系的根本对立及合理性评估——以“共动二重性”为基点

刑事立法上有单一正犯体系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两种立法体例。两大共同犯罪体系的根本对立并不在于是否对参与者进行区分,而在于对"共动二重性"所关涉的基本问题,即构成要件范围问题和量刑问题上解决路径的对立,前者是将两个问题从两个层次分别地予以把握,后者则是将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予以一体性把握。以上述根本对立为前提对两大共同犯罪体系的合理性予以进一步的评估,发现无论是就具体问题的结论的得出,还是结论背后的论理,正犯.共犯区分体系都更为合理。

犯罪参与体系:中国图景下的比较与选择

对我国大陆地区犯罪参与体系归属的证成需要从解释论与立法论两个维度展开。在解释论上,我国学界形成了"单一制说""区分制说"与"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三种观点。"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没有把握犯罪参与体系的本质,不具有妥当性。"单一制说"与"区分制说"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下均能够自圆其说,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论上,单一制与区分制的价值比较以犯罪论和刑罚论为核心。在犯罪论的功能评价上,二者平分秋色。但是单一制缺少规范化的量刑准据,难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采用单一正犯体系的效果弊大于利,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依然值得提倡。

我国共同犯罪的体系归属及解释论建构

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体例,形式上既不同于单一正犯体系,也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其本质,理论上存在单一正犯体系与双层次正犯·共犯区分体系的争议。以共同犯罪体系的本质特征为基点进行考察,发现上述争议观点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根本上都属于单一正犯体系。鉴于单一正犯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合理解决的重大疑问,应将我国的共同犯罪体系归属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至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形式上的差异,则需要通过解释论的建构来消解。

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以是否区分参与人的类型和程度为标准,划分了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制共犯体系。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有犯罪参与者只要为犯罪成立提供条件的,均按照正犯处理;将犯罪参与者以作用的大小为标准划分为主犯、从犯;对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刑;这些均符合实质的单一正犯体系的特征。将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为单一正犯体系,避免了理论上因区分正犯与共犯而导致的问题,有利于科学定罪、合理处罚。

评单一制正犯体系与我国共同犯罪体系的归属

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为单一制正犯体系提供了想象空间。单一制正犯体系的突出优点在于克服了正犯和共犯区分上的困难,但缺乏牢固的理论根基、可能损害构成要件定型性、将区分制共犯体系的困难推后至量刑阶段。基于伦理和道义的考量、实定法的考察和规范论的依据,我国宜选择区分制共犯体系。

区分制共犯体系之主张及其根据——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阐析

共犯体系是共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共犯研究意义重大,共犯体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共犯体系作为一种共犯理论,其确立离不开刑法教义学立场的阐释。从刑法教义学角度,阐析区分制共犯体系这一主张及其根据,最终将我国共犯体系定性为区分制共犯体系。在理论根据上,区分制共犯体系迎合了法治国思想的要求,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行为刑法观念的体现;在标准根据上,对正犯与共犯不法行为评价的差异性以及实质客观说的适用,为区分制共犯体系注入了存在的合理性;在规范根据上,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在制定法律时就已经有意识地为犯罪参与类型的区分留下了空间。

论正犯与共犯区分之中国选择

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存在于区分制共犯体系之下,是德日刑法共犯理论的重点与难点。德日刑法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必须承担对参与者的定罪与量刑双重功能,在刑事司法实务压力下,正犯概念趋向实质化。我国也存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问题,囿于我国犯罪参与立法以主从犯区分为核心,过于注重共同犯罪者的量刑,我国应建立定罪与量刑双层区分体系,通过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实现对参与者的定罪,主犯与从犯的区分解决对参与者的量刑。因而,正犯概念不宜实质化,对正犯与共犯区分标准应采取规范的实行行为说。

区分制下无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研究

关于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成立身份犯共同正犯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争议。探讨我国刑法理论中无身份者成立身份犯共同正犯之前提要素,首先应明确我国是否属于区分制共犯体系,其次应探讨在理论上无身份者是否可以分担身份犯的实行行为。在区分制共犯体系下,应对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中的“共犯”进行广义理解。当无身份者在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中分担部分实行行为并起到重要作用时,其具有与有身份者同等的正犯性与法益侵害性,可以认定无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共同正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