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独立性”视域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计算机技术的迭代发展建构起了一个与现实物理空间完全不同的空间——虚拟互联网空间,此空间内的帮助行为因互联网的特殊属性而发生了异化,呈现出帮助对象不固定、帮助者与受助者意思联络趋弱或无意思联络、帮助行为独立化程度高等特点。面对这一变化,以共犯从属性说为根基的“量刑规则说”或“帮助行为正犯化说”均难以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作出合理解释,只有坚持共犯独立性说,对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并将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效果的认知作为认定主观故意的唯一根据,再通过制定具体的推定规则以审查意思联络较弱时的“明知”,才能解决司法实践面临的困难。

超越共犯独立性与共犯从属性之争——刑法第29条第2款的再解释

对于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解释,学界存在基于共犯独立性说、基于共犯从属性说以及基于单一正犯体系三种路径。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一种规范的、功能的单一正犯体系,根据这一体系的理论,应当将刑法第29条第2款解释为"被教唆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而没有得逞"。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只是一个注意规定,即在没有这一规定的情况下,事实上也可以直接适用刑法关于犯罪的预备和未遂的规定对教唆预备和教唆未遂进行处罚。

刑事立法帮助行为正犯化进程中的共犯独立性提倡——从共犯从属性的理论症结谈起

我国近年以来的刑事立法,增设了大量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罪名。传统共犯从属性的理论症结在于现实性滞后与体系性脱逸,其突出表现于网络犯罪领域以及"帮助自杀"、"正犯背后正犯"等问题。而相对于共犯从属性的共犯独立性理论更加符合现时代的刑事政策意蕴而值得提倡。

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统一说之提倡

关于共犯性质之争主要集中于共犯独立性与共犯从属性的对立,进而在我国又产生了所谓的折中理论"二重性说"。综观这些学说的论证依据,或多或少存在缺陷,甚至部分论证只流于形式。借鉴各家学说合理之处,否定其不足,提出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相统一的观点,站在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以教唆未遂为中心,对其进行论证说明。

共犯从属性本土适用弊端及独立性提倡

共犯从属性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无法在我国刑法体系下适用,其自身存在诸多弊端。实行从属性无法处罚某些严重犯罪的预备犯,要素从属性中的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以及最小从属性理论也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需要采取共犯独立性,对各个共同犯罪人独立依照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定罪处罚。

信息网络犯罪治理的现代化探索:对共犯从属性的新解读

信息网络犯罪的现代化探索需要对共犯从属性做出新解读。在当下信息网络时代,传统的限制从属性与共犯的从属性原理受到了来自实践的挑战。对于共犯从属性原理,应当做出符合信息网络犯罪特点的解读,要承认存在共犯之法益侵害总和大于正犯之法益侵害总和的情形,更要承认当共犯之手段行为或正犯之手段行为出现新的、独立的侵害时,其不再受到共犯从属性理论的支配。以信息网络作为手段的犯罪具有新的、独立的侵害,该侵害的具体影响因子在于“人数”与“传播”;当手段行为不具有“人数”与“传播”两类具体影响因子时,或者手段行为附属于正犯行为时,则仍应当受到共犯从属性的制约。

评资产阶级的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理论

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理论,分别代表着资产阶级刑事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在共犯问题上基本学说和主张。前者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后者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共犯从属性理论从“有力条件说”出发,把教唆者和从犯者的从属性加以绝对化,而共犯独立性理论则从“条件说”出发,把教唆者和从犯者的独立性加以绝对化。二者从两个相对立的角度,把各自理论推上了各自的极端。但两种理论各有利弊,其历史的进步性和科学性的一面,也应予以肯定。应当看到,无论共犯的从属性还是独立性,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共犯正犯化”立法质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为视角

网络犯罪的不断蔓延趋势引发了人们关于网络安全的担忧,"共犯正犯化"立法模式的扩张正是社会要求周延保护法益的结果。但是,"共犯正犯化"赖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包括共犯独立性说、行为无价值二元论以及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都有着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与缺陷,导致"共犯正犯化"在逻辑体系上难以获得正当性。共犯的成立并不需要事前的犯意联络,片面共犯亦应成立共犯;对于正犯与主犯也不能按照实质客观说加以混同,而是应当立足我国刑法规定严格加以区分。

论独立教唆犯

刑法典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对独立性说与从属性说的调和。我国刑法应当以独立性说作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将独立教唆犯按照预备犯处理。

共犯性质与预备从属性

共犯独立性说是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归结,破坏了共同犯罪的结构特征与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存在明显的缺陷;共犯从属性说是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在共犯性质领域的贯彻,有利于维护正犯与共犯的逻辑关系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妥当性。但是,实行从属性理论完全否定预备犯之共犯的成立,存在明显的处罚漏洞。预备从属性是在维护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实行从属性理论进行的修正。

刑事政策视角下共犯从属性的检视、反思与出路——基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导向

共犯从属性理论经历数次流变,仍不能完全评价实践中复杂的犯罪帮助行为。在帮助自杀行为中帮助者责任认定及网络领域犯罪帮助行为的责任问题上,共犯从属性难以自圆其说。另外,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共同犯罪的性质,都无法解释片面共犯责任认定问题。单纯依靠特殊条款将部分帮助行为正犯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倡共犯独立性,无论正犯行为有无不法,有无意思联络,共犯都要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论共犯之共犯

刑法理论上的所谓共犯之共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那些非直接地向实行犯罪的人进行教唆或者给以帮助的人。在实践中常见的共犯之共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教唆者教唆被教唆者使之转使教唆他人实行犯罪行为。这种教唆者称为教唆犯之教唆犯或称间接教唆犯。例如:甲与乙不睦,意图杀乙,甲知道丙、丁也与乙有仇,而且丁与丙的关系很好,便教唆丙要丙教唆丁去杀乙。丁在受到丙的教唆后,将乙杀害。

论共犯之独立性与从属性

一、问题之提出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自清末继受外国法制以来,即由"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1912年—1928年)、旧刑法(1928年—1935年)、原刑法("刑法")(1935年—2006年),乃至2005年元月通过、2006年7月施行的新"刑法"(主要属于总则部分)。在几次总则修正当中,内容变革最剧烈的,则非"共犯"部份莫属,尤其教唆犯、帮助犯(从犯)之规定,

俄罗斯刑法共犯制度法律属性相关论争及立法展开

俄罗斯刑法学界在共犯制度法律属性的相关论争中,先后引入了"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责任独立性说",并且在前两说基础上提出了"共犯责任混合说"的主张。俄通说立场认为,共犯制度整体的法律属性具有"从属性"和"独立性"的双重特征,但具体到每个具体法律规范的法律属性,则体现为同一性,而非"混合式"的双重属性。俄罗斯现行刑事立法有关共犯制度的规定具体且详尽,这不仅体现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章关于共犯制度的专章集中规定(第32条至第36条①),而且还见诸于总则其他条款(第31条第4款、第5款②),第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③,第67条④,以及分则诸多条款关涉共犯责任的相应立法规范。⑤俄司法实践中共犯责任的追究机制,以现行刑事立法规定为依托,兼采"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责任独立性说"的立场,在不断纠偏过程中逐渐趋向完善。

共犯判断的理念重构——基于共犯、正犯区分理论的省思

共犯参与理论在区分数人实现一犯罪的角色时,以正犯为核心,共犯以排除法的逻辑得出,即非正犯即为共犯。共犯从属性理论缺失对共犯何以从属性、共犯行为本身的探讨。共犯处罚根据论虽然从外部为参与理论和从属性理论划定了讨论问题的边界,但是难以化解其本原性的理论矛盾。根据参与理论和从属性理论区分正犯与共犯的结构性与类型性问题,共犯的判断理念需要重构。正犯与非正犯、共犯与非共犯这两组概念的位阶关系要求共犯的认定在关注非正犯行为本身的同时,注意非正犯行为到共犯行为的转化。首先,需要从构成要件以外的非正犯行为筛选出可以评价为具有依附于正犯的非正犯行为,标准是非正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具有故意、是否为附随行为和故意的依附行为、是否促成了故意构成要件行为被实现。其次,需要在依附于正犯的非正犯行为中找出符合刑法规范的共犯行为,标准是依附于正犯的非正犯行为是否促成故意构成要件被实现。

教唆犯属性的逻辑认定——兼论对我国刑法中教唆犯“二重性”说之评判及反思

共犯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是大陆法系共犯论中争论不休的课题,共犯从属性说以法益侵害说为基础,而独立性说则主张犯罪征表说。我国学者在分析教唆犯属性时,多对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的原始意义有所误解,从而试图对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进行折中,形成所谓的"二重性"说。按照传统大陆法系共犯论中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的含义,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教唆犯符合共犯独立性说,从立法论的角度,共犯从属性说的主张更为合理。

论身份在共同犯罪定罪量刑中的意义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身份不仅对于单独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此,外国刑法中大都有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专门规定,在刑法理论中也都有共犯与身份的一席之地。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与身份未作一般规定,刑法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对身份在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中的意义加以阐述,以期深化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教唆犯之定性:主犯、从犯抑或兼而有之

中国刑法学界对教唆犯的定性,主流的观点是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即教唆犯所起的作用如果比实行犯大,教唆犯就作为主犯处罚,反之,就作为从犯处罚。同时,这种观点也被我国的刑法典所采纳。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是在我国刑法的历史上,还是在西方的诸多理念中,对教唆犯都是按照主犯来处罚的。而本文的作者也持这样的观点,其理由将在下文中详述。

论教唆犯的性质

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分为两种:共犯教唆犯和单独教唆犯。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为标准进行分类的,但教唆犯却按分工为标准进行分类。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只具有从属性,而不具有独立性。本文将就教唆犯的性质、存在范围及其立法缺陷予以探讨。

论教唆未遂

教唆未遂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共犯从属性理论认为,教唆犯从属于正犯,如果正犯未着手实行犯罪行为,那么教唆犯就不成立,从而就谈不上教唆未遂的问题。共犯独立性理论则主张教唆犯独立于正犯,即使正犯未实施犯罪,教唆犯依然成立,即成为教唆未遂。而我国通说认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其既从属于正犯又独立于正犯,这就为理论上解释教唆未遂带来了困境。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教唆未遂理论进行一下梳理,并对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关系作出判断,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