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田哲学中的“东亚共荣圈”原理——兼与军部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比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田几多郎提出了面向世界的历史课题,即"世界性的世界形成主义"。西田的世界观是以东亚为视角、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观,其目的是将"八纮为宇"的"皇道精神"发挥于世界。在日本政府已经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亚洲战略之后,西田提出"东亚共荣圈"理念,试图从哲学的世界观、文化观角度解读并深化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西田的"东亚共荣圈"中包含浓厚的日本历史特殊性和日本民族优越论的倾向,与军部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殊途同归。

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互动体系研究——以华人流散文学现象为启示

文化生态共荣圈考察处于每一个生态位上的文化形态,研究在特定区域中每个文化形态生态位之间的互动和平衡,并试图保持整体区域文化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繁荣。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亚洲国家形成特有的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通过海洋亚洲文化圈中的华人流散文学现象,考察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特质,建立海洋亚洲文化丛,并以此作为海洋亚洲各亚文化特质区隔的重要指标,完成在这一大型文化圈中进行文化生态位竞争和平衡最重要的任务:传承和传播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亚洲文化积淀。

“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与伪满时期言语政策——关于伪满时期初级日语教科书的考察

日本帝国主义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过程中,把大力推进日语教育和普及日语作为极其重要的统治政策。日语教材是日语教育的出发点,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日语教育和言语政策的核心,其中必然隐含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语意识。本文对伪满洲国初级教材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究日本在营造"大东亚共荣圈"的进程中所采取的日语教育政策。

日本海上帝国迷梦与“南方共荣圈”的幻灭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逐渐认识到东南亚对其在东亚地区建立排他性海上帝国的重要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确立了以日本为塔顶的金字塔式统治秩序,以"南方共荣圈"为外化的标志。其目的在于实现东南亚的对日附属化和一体化,对东南亚国家要求独立的呼声采取模糊处理。与"南方共荣圈"的"共存共荣"这一虚像相比,日本的军政统治这一实像更为残酷,对东南亚的统治行为呈现出"二元化"特征。随着日本海军的失利,日本的"南方共荣圈"空洞化,最终导致海上帝国解体。可见,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以和平、友好、合作的态度来构筑国家关系。

试评傅作义的“共荣圈”与北平和平解放

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以傅作义为首的荣河系,尤其是王克俊、阎又文、周北峰、刘厚同等人,利用其特殊身份,充分发挥独特的个人才干,最大程度地维护了荣河系利益。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乡党关系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大东亚会议研究——兼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本质

在战争压力和国内社会危机日渐加重的情况下,日本召集亚洲各傀儡政权举行大东亚会议,试图促成"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挽救危局。但"共存共荣"的幌子掩盖不了日本的侵略本质,也无法改变日本最终战败的结果。

伪满覆亡与“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破产

伪满覆亡与“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破产金增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殖民统治的１４年间．充斥着奴役与压迫，暴虐与凶残，血腥与罪恶，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龌龊的年代。东北同胞尝尽了暗无天日的亡国之痛。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发动这场侵略战争...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在东亚地区的破灭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念没有冲击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之前,维持东亚秩序的主要依靠“封贡体系”观。位于东亚大陆边缘的日本与传统东亚秩序长期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试图挑战“封贡体系”。自唐朝至清朝,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同时,也对中国形成挑战。这正是“大东亚共荣圈”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将日本建国伊始的“八纮一宇”精神发挥到极致,并成功置换了中国的“封贡体系”。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的同时也标志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

试论“情报共荣圈”——兼谈乡镇企业情报工作如何起步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妄想建立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是荒谬而虚伪的侵略口实;而科技领域的“情报共荣圈”(以下简称“共荣圈”),却属一种不依主观意识为转移的隐性客观存在。其有关种种,姑且妄论如下。共荣圈的内涵可规定为:互为情报发生源和情报吸收源的组织或个人,在全方位多形式的情报交流中,如能产生经常性的彼此响应,而且历久不衰,从而逐步形成或大或小、或明或暗、若隐若现的不拘一格的群体,这就是普遍存在的情报共荣圈。共荣圈可以体现为自觉的有组织形态,也可以体现为自发的无组织形态。共荣圈大量存在于同行业之中,但也部分存在于相关行业之间的交叉部位的诸种范畴中,其形态千差万别,无比生动,难以雷同。

“大东亚共荣圈”是“友谊”,还是侵略?

孔子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讨厌那种人,嘴上不说要做这种事,而实际上又做了这件事,还一定要为做这件事找借口。因为这种人是很虚伪,又很狠毒的。

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温特的建构主义主张，通过行为体模仿与社会习得，体系文化得以造就、再造并有时发生变化。日本完成现代化后，却不再向西方学习，而试图建立与西方分庭抗礼的国际新秩序。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看，家元的缔结方式——缘约原理，使得日本人产生了特殊的序列意识。这种序列意识作用于日本的国家行为中，使得日本恐惧沦为殖民地、在国际秩序的序列中落后，进而发动战争侵略朝鲜、中国以图强，后来则为了追求更高的国际秩序中的序列，尝试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超越西方。心理文化分析的尝试，符合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的新动向，为分析国家行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赵建民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虽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至今它的幽灵还在或隐或现地游荡。为纪念拉开中国全民族抗战序幕的“七七事变”六十周年，有必要回顾和思考“大东亚共荣圈”炮制的过程、实质及危害。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加...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形成及其破灭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范围是1940年划定的。其设想则早在1916年已具雏型。其步骤首先是“西进”侵华,其次是“南进”东南亚各国,再次是占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因此,除特定时期外,“北进”没有成为日本国策的主导,是从属于“西进”和“南进”的。日本不仅企图独霸东亚,而且梦想进入“太平洋时代”。本文在分析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欺骗性及其必然破灭之后指出:今后要达到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其根本前提是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与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只会以破灭告终。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与“南方共荣圈”的幻灭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认识到东南亚对其在东亚地区建立排他性统治圈的重要性。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了"大东亚共荣圈",并在东南亚确立了以日本为塔顶的金字塔式统治秩序——"南方共荣圈"。日本建立"南方共荣圈"的目的在于实现东南亚的对日附属化和一体化,对东南亚国家要求独立的呼声采取模糊处理的态度。与"南方共荣圈"的"共存共荣"这一虚像相比,日本的军政统治这一实像更为残酷,对东南亚的统治行为呈现出"二元化"特征。而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促使"大东亚共荣圈"很快解体。由此证明,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试图以武力改变地区秩序的方式行不通,必须以和平、友好、合作为理念。

“大东亚共荣圈”论

序言1941年2月,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挑起了全面战争。日本政府通常将此次战争与爆发于1937年的'支那事变'统称为'大东亚战争'。1942年1月21日,首相东条英机在国会发表演说,称'现如今帝国正举全国之力,进行着范围广阔的伟大战争,我们正在朝着大东亚共荣圈昂首阔步'~①,日本企图建设'大东亚共荣圈'~②的图谋自此为世人所知。本文试图从构想与实际情况两个层面。

应当歌颂“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者”吗?

日本侵占哈尔滨后，从1934年至1940年，殖民当局制定并实施一项秘密政策，即利用犹太人、构筑“大东亚共荣圈”，被称为“河豚鱼计划”。如何评价那些“渴望参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犹太人，关系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问题。

战前日本的“海上帝国”建设与“文化共同体”构想

战前日本"海上帝国"的建设经历了77年。其中有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可被称为"海上帝国"时期,即日俄战后至1919年的第一期和1936至1945年的第二期。日本殖民者除了对占领地进行军政统治外,还虚构了以"亚洲门罗主义"、"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的"文化共同体",以进行更有效的殖民统治。日本海军在这些口号的装点下,完成了"海主陆从"的夙愿,开启了疯狂抢占制海权的扩张活动,并将国家最终引向覆灭。本论涉及的"文化共同体",实际是"海上帝国"建设的文化策略。

20世纪前期日本的文化外交

明治维新后,日本希望通过开展与欧美强国的文化外交而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从而达到“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二战期间,文化外交演变成为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有力工具。日本分别从理论上强化研究和诠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内涵;从精神上用宗教手段神化“大东亚共荣圈”,从而达到麻痹和控制亚洲人民的目的;以教育文化“亲善”活动达到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