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构改革的决策过程——以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例

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标志着机构改革新时代的到来。目前,关于中国机构改革的各种研究较少关注其决策过程,而关于中国决策过程的各种研究亦较少关注机构改革这一领域。文章立足于这一'接合部',致力于探究中国机构改革的决策过程。在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包括内层、中层、外层在内的三层次决策系统相互作用,并通过时间共识、过程共识、风险共识和政治共识这四种共识机制,最终形成了机构改革的方案文本。

延迟退休何以“延迟”?——基于多源流框架的决策议程分析

迄今,延迟退休政策倡导进入公众视野已逾十年,期间几次呼之欲出,最终却未能进入决策议程。延迟退休政策缘何难以如期推出,这成为公共政策“前决策”分析阶段的一个经典案例。文章以多源流框架考察延迟退休政策议程,发现“政策窗口”的开启只是前期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延迟退休最终能进入政策议程。由于公众长期难以达成共识,延迟退休政策议程的潜在风险较大,影响政府对政治稳定的研判,继而使议程受挫。本质上,延迟退休政策议程体现了一种政治风险的支配逻辑。事实上,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平衡延迟退休议程与政治风险之间的张力。下一步,应通过增加民众参与、强化渐进性政策设计原则、坚持综合性政策导向、预留政策磨合期等方式,建立民众共识基础,降低政治风险,保证延迟退休政策顺利出台。

论中国的“共识型”体制

相对于西方流行的以"多元主义"和"多数决"为基础的决策模式,"共识型"决策正在引发更多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但是限于西方国家体制中广泛存在的相互否决权力结构的制约,这一决策模式更多应用于分立的国家权力架构的某个层面。本文基于中国重大公共政策决策经验的分析,提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共识型"决策,它除了致力于探索如何实现更大的包容性与参与性之外,在政策偏好集结以及体制的整体协作和系统管控方面也表现不俗。本文将之归功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并以中国"共识型"体制概括之。

从话语到共识:话语如何影响政策制定——以平台经济监管政策为例

基于话语理论,以平台经济监管政策为例进行话语分析,公共政策可被理解为“话语共识”,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即是动态的话语共识化过程。焦点事件触发了针对政策问题的话语表达,来自不同政策主体的多元话语流形成应调整政策的共识;在公共能量场,多元话语流整合为具有更完整意义建构和叙事能力的话语束,在话语束内部存在对政策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共识;在话语企业家的推动下,决策者注意到话语束所呈现的主流意见并最终作出共识性决策;政策执行影响了政策环境,将形成新的话语流进入新一轮的政策制定话语过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决策体制变迁分析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步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的变化非常明显,1949年到1957年间是领袖团队共识型决策阶段,特点是领袖团队集体决策、分工负责;1958年到1976年间是决策体制的曲折发展阶段,特点是个人决策、集体通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决策体制逐渐向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方向演进。

中国共产党高层决策结构及其运行特点分析(1949—1956)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执政使命。政治角色的巨变势必要求中共及时调整革命年代形成的决策结构。1949年至1956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中共高层决策结构变化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既有革命年代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党委的特征,又体现出向和平时期过渡阶段决策权力合理配置的取向,运行时呈现出领袖团队"共识型"决策特点。该决策结构适应处理复杂党务政务的时代需要,既有突出优势亦存内在缺憾。

参与与赋权:环境治理的地方创新

基于多元社会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嘉兴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实践经验进行探讨和评估,探析各行动主体参与机制的实现方式可以发现,尽管嘉兴模式的建立由政府驱动,但由于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给予了社会组织和公众很大的空间平台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最终形成了由公众行使的社会监督建议权与政府掌握的行政权之间互相配合的共治体系,也揭示了中国威权主义背景下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的实现途径——构建多元协商的共识型治理体制来展开利益讨论,建立对话和沟通的制度性渠道。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