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对关于条约解释和适用争端的认定标准——伊朗诉美国“某些伊朗资产案”先决性抗辩判决评述

国际法院于2019年2月13日对伊朗诉美国"某些伊朗资产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做出判决。这是伊朗和美国以1955年《友好条约》第21条第2款为管辖权依据向法院提起的第四起案件。本案的关键问题是确定美国否认伊朗中央银行的主权豁免争端是否属于《友好条约》的规定范围,从而法院根据该条约第21条第2款对该争端具有属事管辖权。在"某些伊朗资产案"中,法院基本沿用了以往两国关于该条约争端中的标准,即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解释规则,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然后确定争议问题与条款的适用范围是否缺乏联系或联系过于薄弱。然而,法院对部分条款的解释有些狭隘,特别是关于第10条第1款中的"商业自由"以及第3条到第5条中的"公司",否认了国家实体统治权行为对商业自由和商业活动可能发挥的促进作用。

论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

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提供了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法领域最丰富、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践。本文从国际公法角度,以1995年WTO建立后至2005年6月的158项争端解决报告为实证考察对象,阐明条约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性,概述WTO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通则的问题,分析其特别规则,略比国际法院诉讼案件中的条约解释实践,并得出若干结论,以期对我国参加WTO争端解决有所裨益。

中国涉案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及其比较

2011年是中国入世后涉案WTO争端解决的结案数量最多的一年。这些结案报告含有大量关于WTO协定的条约解释,且多半直接影响案件的裁定,全面地、深入地研究这些条约解释,对于总结中国涉诉案件的经验教训以及继续更好地应对WTO争端解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及企业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

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提供了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法领域最丰富、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践。本文从国际公法角度,以1995年WTO建立后至2005年6月的158项争端解决报告为实证考察对象,首先阐明条约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性,然后着重概述WTO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通则的问题,扼要分析其特别规则,最后略比国际法院60年来诉讼案件中的条约解释实践,并得出若干结论,以期对我国参加WTO争端解决有所裨益。

论条约的“立法”解释及有关问题--以WTO争端解决为视角

条约的"立法"解释泛指缔约方的有权解释。本文特指管辖多边条约的国际组织对条约的"立法"解释。WTO的决策机构对该组织管辖的多边贸易协定行使的专有解释权属于条约的"立法"解释。近20年的WTO争端解决案件经常折射出有求于此类"立法"解释的需要,但是,WTO决策机构未曾行使这一专有权限,因而未做出任何此类"立法"解释。本文以WTO争端解决为视角,论述"立法"解释的概念及其在GATT时期的由来,目前WTO的"立法"解释困境及原因,我国面对现实应采取的适当对策。

国际贸易争端视角下国际条约适用的实践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倡议的提出,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但贸易交往中的摩擦与争议也成为我国与贸易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过程中,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至关重要。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法律实务视角,简要介绍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民商事国际条约的基本情况,进而探讨在民法典实施后,涉外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时的司法适用、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等问题,最终提出适用国际条约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实践建议,进行国际条约履约实践的实证研究,达到促进和提升国际条约履约效能的目的,从而助力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人权条约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直接适用问题研究

"自足说"和"并入说"的分歧涉及到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否适用非WTO涵盖协定的问题。随着近年来有关人权与贸易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并入说"的法理,并从保护人权的立场出发,有主张认为可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直接适用人权条约。从学理层面分析,当WTO法律体系出现"法律漏洞"时,包含有国际强行法内容且被WTO目的和宗旨涵盖的人权条约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有可能得到直接适用,但仍需符合一定条件。从实证层面考察,通过运用《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的例外条款作出有利于人权保护的法律解释是目前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可能面临的人权事务时的唯一现实路径。

试析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条约解释习惯规则的运用

WTO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对条约解释习惯规则的运用有利于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并对保证WTO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论述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DSB对于这些规则,特别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所阐述的条约解释的规则和原则,包括善意原则等的阐释和运用,还讨论了DSB对于条约间冲突义务的解释和处理,最后得出结论。

国际法规则的“情势变更”:WTO争端解决对条约解释体制的新发展

为消弭条约文本的"立法空白",解决跨体制条约规则的冲突,增强条约用语的可适用性,WTO争端解决机构突破主流的"文本主义"法律解释方法,在晚近的争端解决中多次援引以"演化解释"为代表的习惯解释规则,形成条约解释方法灵活多样,且不拘泥于体制内规则的新趋势,使国际法规则呈现出类似国内合同法的情势变更特性。这在促进争端解决的同时,也产生了边际成本,需要在实践中对其适用条件和路径进行限制。

国际人权条约在各国法院的可适用性问题研究

当前,一些国家在实践中面临公民个体以国际人权条约作为准据法在国内法院主张权利救济之情形,这也引发了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争议。对于该问题,各国法院往往从条约解释的角度切入,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和分析路径,出现了肯定性和否定性两极立场分化。回溯可适用性的法律原理,可以发现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判断实际呈现出一种共性的逻辑:一方面对特定人权条约的可裁判性进行显性评价,另一方面则对该条约在客观上是否适合由法院适用做出隐性考量。各国当前的立场分歧主要源于对“条约是否为私人主体创设了诉权”和“条约是否对缔约国施加了具体义务”两个问题的不同结论。基于此,结合相关人权条约的约文及缔约背景,可以从私人诉权、缔约国义务以及具体国情三个角度进一步归纳特定人权条约在国内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具体标准。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组及上诉机构如何解释WTO规则一直是被关注和没有解决的争议问题之一,正确解释WTO法律及相关协定才能产生相对正确、适当的报告及裁决。通过对WTO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的规则与实践进行分析,结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对条约解释的规制,从而总结出法律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明确上诉机构的权能,合理参考与借鉴专家组报告与上诉机构裁决,坚持“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相结合的完善之策。

试析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新动向

发生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内以中国为被申诉方的WT/DS363案中的条约解释的若干方面呈现出了某些新动向。上诉机构在该案中通过采用"当代意义解释法",从而将中国入世议定书及服务贸易减让表签署之后才逐渐产生和迅速发展起来的网络音乐服务,分销包含在中国的承诺范围之内无可厚非,但该案的上诉机构裁定亦应有所调整,即在裁定中国应由于全球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等方面因素而将其承诺范围相应扩大以囊括网络音乐分析服务的同时,亦应建议中美双方于裁定后再行协商以达成共识,由美方向中方提供适当的利益补偿,从而以确定一个更加公平合理且更易于为双方所共同接受的最终审理结果。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WTO法律体系以概括性的规则为世界贸易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制度框架,也正因为其概括性,在实践中由于各国对条文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分歧而导致了贸易争端的产生,因此有必要澄清WTO规则的含义,由争端解决机构运用国际法上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对WTO总协定及其涵盖协定进行解释。

BBNJ协定划区管理工具适用区域条款解释研究

BBNJ协定划区管理工具适用区域条款的表述是谈判各方故意模糊的一种结果。模糊化的适用区域条款在现行国际法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之下无法得出是否适用于基于岛屿(礁)主权或属性争端的争议海域的唯一结论,但仍可以依据条约的解释方法得出一个折中而又最合理的解释:适用区域条款是对各争议方对争议海域问题担忧的回应,同时促使争议各方自行以协商等和平方式决定划区管理工具是否适用于争议海域,并在适用情形下设立了禁止国家越权行为的规则。我国应当在争议海域以“和策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批准BBNJ协定时作出声明,并以嵌入“南海行为准则”及协商等方式解决划区管理工具在争议海域的适用问题以维护我国正当的海洋权益。

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及完善

投资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的不一致性一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这种不一致性严重影响了投资条约体系的确定性,更激化了国家对投资实行管理的主权行为与对外国投资者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仲裁庭在条约解释上缺乏统一的指引以及缔约国制约的缺位。缔约国应当要求仲裁庭重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方法的习惯国际法地位,严格、审慎地进行解释。

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

对于WTO各个协议的解释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重要问题。目前的一些国际条约法中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有些形成了国际习惯规则的一部分,与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也表明这些条约解释规则已经得到了应用并对争端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

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一个负责管理各国间经济与贸易秩序的国际性组织,其职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为各国提供一个多边贸易谈判的平台,二是解决各缔约国之间所产生的贸易争端。而后者,自WTO成立以来,在维持国际有序的贸易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从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入手,通过分析涉及我国一些案例中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涉案条约的解释过程,总结出在WTO争端解决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条约解释规则。

中国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所涉若干基本概念辨析

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是指法院以条约为依据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做出裁判。适用条约有别于援引条约和遵守条约。我国法院适用条约其实是法院适用私法条约,公法条约不宜在法院适用。法院适用条约应该有宪法或基本法的授权,条约可以规定其适用条件,但其自身不构成法院适用条约的依据。私法条约的解释既有条约解释,也有法律解释。由于法院适用的是私法规范,因此,法院对条约的解释实际上是法律解释,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条约解释。此外,法院在适用条约时应通盘考虑条约与法律的位阶,不应不加区分地适用“条约高于国内法”原则。

条约解释的要义在于明确当事国的合意

尽管条约是国际法的渊源,但由于条约是国家之间的约定,因此,条约解释更近似契约解释而不是法律解释。契约解释与法律解释最大的不同在于契约解释要查明缔约双(各)方的共同意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条约解释方法基本上体现出条约解释规则对当事国意思的看重。当今条约解释规则的缺陷在于没有明确不同的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从而导致条约解释过程的任意性和解释结果的不可预见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表述,应看作是对不同的条约解释方法排列出了适用顺序,这种顺序排列体现了对当事国意思的看重。只有确立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才可能将条约解释作为一种可实质性进行法律判断的意思表达,才能使当事国在权利受到不当解释的侵害时有机会寻求救济。

关于《海牙规则》第10条的理解和解释问题——兼论《海牙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海牙规则》是有关提单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领域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国际实体私法条约,我国没有加入该条约。《海牙规则》在我国涉外海事审判中不能直接适用,但是,基于冲突规范的指引,《海牙规则》在我国可以作为准据法间接适用。《海牙规则》第10条不应作限制解释,不应成为其在我国间接适用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