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关心环境?——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检验

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环境关心之间关系密切。本文基于全国的城市家庭数据(CHIPS)研究了影响环境关心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同时利用城市环境污染数据控制环境关心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收入差异、教育水平高低、性别差异和政党参与是影响个体环境关心的显著因素,年龄则与环境关心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高收入者更关心环境吗?--基于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后工业社会理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一个重要命题是,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会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转型,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人们更加关注环保,即环境关心。这一理论的一个可能推论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低收入人群,高收入者更加关心环境。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结合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文章系统考察了个体收入,包括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于个体环境关心程度的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文章发现,收入越高并不会直接带来环境关心度的提升。虽然收入通过影响教育和环保知识总体仍然提升了环境关心度,但受教育程度和环保知识对提升个体环境关心水平的拉动作用更大。本研究的结论意味着,各级政府部门开展的环保主题教育活动是有必要的,只有首先提升人们的环保关心,才能希望他们付诸实际的环保行动。

环境关心对消费者快递包装回收意愿的影响

消费者是快递包装废弃物的产生者,也是快递包装回收的源头主体。从消费者视角出发分析环境关心对快递包装回收意愿的影响,有助于发挥消费者在快递包装回收过程中的核心主体作用,推进绿色物流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收集到的381份有效样本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关心水平、月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消费者的社会身份对其快递包装回收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社会交往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社会信任与环境关心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社会互动理论、价值基础理论和社会邻近性理论,深入探讨社会交往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全面考察社会信任与环境关心的作用。研究采用社会交往量表、亲环境行为量表、社会信任量表、环境关心量表,对215名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社会交往与社会信任呈显著正相关(r=0.69,p<0.01)、社会交往与环境关心呈显著正相关(r=0.49,p<0.01)、亲环境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44,p<0.01);(2)社会交往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β=0.68,p<0.001);(3)社会信任在社会交往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β=0.27,p<0.001),环境关心在社会交往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β=0.23,p<0.001)。结论:社会交往可以通过社会信任和环境关心的中介作用预测居民的亲环境行为。因此,加强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充分利用社会交往对亲环境行为的积极作用,推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培养民众对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制度的信任,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氛围;加强全社会的环境关心教育,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推动全社会的可持续绿色发展。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准确率研究:基于环境关心、制度信任和社区归属感的分析

生活垃圾的准确分类投放是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的重要前提,垃圾分类准确率也是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根据杭州市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环境关心、制度信任以及社区归属感对垃圾分类准确率的影响;运用层次回归将制度信任对“环境关心—垃圾分类准确率”关系的调节效应及社区归属感对“制度信任—垃圾分类准确率”关系的调节效应纳入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归属感、制度信任对公众垃圾分类准确率均存在显著正效应;社区归属感对“制度信任—垃圾分类准确率”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此外,年龄和家庭年收入也均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垃圾分类准确率。

我国青年环境关心的变迁演替——基于CGSS2003—2021的数据分析

青年群体的环境关心水平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利用三期CGSS数据,探寻在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青年群体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替变化的。研究发现,青年环境关心的历时性变迁,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转轨、生态环境状况和政府环境治理等时代特征密切相关:1.经济收入对于青年环境关心的影响呈现倒“U”形曲线,出生于20世纪60—80年代的个体,收入对其环境关心水平的影响效应整体上在波动增强,对于“80后”的青年群体,收入的影响效应在持续减弱。2.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对青年个体环境关心的影响效应则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而减弱。以上发现对于国内环境关心经验研究的整合与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关心:国际环境政治的社会学维度实证分析

国家富裕程度与环境关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环境政治相关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贫穷国家的国民表现出程度较高的环境关心,且高于发达国家。然而,详细分析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和地球健康调查项目的数据发现,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性,而且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间会产生互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民众对地区性环境问题的关心呈现负相关,而与民众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心呈现正相关。环境关心对于合法化的机制建设影响很大,但是对个人环保行为的影响却仅为中度。生态环保税收制度、碳排放许可制等类似机制会促进民众加强环保行动。然而,制度建设必须被民众接受才可能发挥作用,至少在西方国家,选民变革环境法律和制度的政治意愿从根本上决定环保制度建设。

旅游地居民社区依恋、环境关心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关系依恋和自然环境依恋两个社区依恋维度,以环境关心为中介变量、居住时间为调节变量,构建“社区依恋—环境关心—环境责任行为”概念模型,以丽江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社区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自然环境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关系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没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依恋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自然环境依恋的影响大于社会关系依恋,并且环境关心在社会关系依恋、自然环境依恋和环境责任行为关系之间分别起到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作用;居住时间在社会关系依恋对环境关心影响、自然环境依恋对环境关心和环境责任行为影响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建构环境关心的测量模型 基于200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环境关心的维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环境关心的理论定义出发,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环境关心的测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分析结果显示,与二阶模型相比,包括了四个潜在变量(因子)的一阶测量模型更能拟合所收集的数据和环境关心的定义。同时,本文还考察了社会、人口、经济变量对模型中各个因子的影响,结果显示,各个因子之间的相关强度和方向揭示了环境关心并不是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态度体系,从侧面说明了环境关心构成的复杂性,且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其社会、人口、经济变量等方面。

生态红线约束下环境关心对绿色消费意图的传导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红线约束,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出环境关心对绿色消费意图的传导机制模型,通过结构方程验证了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关心与绿色消费意图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关心显著正向影响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对绿色消费意图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主观规范通过态度的中介作用对绿色消费意图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

差别暴露、差别职业和差别体验 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城乡居民在看待环境问题的方式上存在一种相似且连贯的心态体系;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在诸多方面都较乡村居民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国外关于"居住地假设"的三种理论,只有"差别暴露理论"可以解释一部分城乡差异,其余两种理论均没有得到数据的有效支持;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在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在趋于缩减,并开始走向同构。

公众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非一致性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运用oprobit和biprobit模型探讨了公众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是否一致,并分析公众的个体特征与其环境关心和行为一致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公众对环境关心并不必然会促进其生活中的环境友好行为。控制其他条件不变,老年人、女性、收入及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公众环境关心与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概率;(2)在考虑公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后,公众的收入、非农就业和受教育程度在提高公众的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一致性上具有积极作用;(3)总体上,公众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其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一致性的作用最稳健,这意味着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对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环境价值观与亲环境行为:环境关心的中介作用

使用问卷法调查了北京和内蒙古三所高校的1034名大学生,检验了大学生环境关心、环境价值观和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并考察了环境关心在环境价值观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女性大学生被试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被试;蒙古族大学生被试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汉族和其他民族大学生被试。(2)利他价值观和利己价值观对两类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环境关心在利己价值观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生态圈价值观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

通过分析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GSS①(城市部分)所得有关环境方面的资料,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的社会性别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普遍偏低,其中抽象环境关心水平男性高于女性,但实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男性却低于女性;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女性高于男性;相较私人环境友好行为而言,男女的公共环境友好行为比例都很低。

中国居民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新生态范式量表(NEP)在中国的应用评估研究成果,利用其中效信度较好的11道题组成环境关心测量表,选取"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逐步纳入个体特征、大众传媒、环境感知等三个维度的变量。发现:个体的性别、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居住地类型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性影响,但年龄、主观阶层认同对环境关心的影响不显著;大众传媒对环境关心具有建构作用;主观环境感知对环境关心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环境关心量表的信效度研究及应用

目的对环境心理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环境关心量表"(Environmental Concern Scales,ECS)进行中文版修订。方法 168名大学生和1102名城市居民完成测试,使用生态潜意识量表(Ecological Unconscious Scales,EUS)作为检验效度的指标之一。结果①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ECS包括3个维度,即生态圈、利己和利他环境关心;②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了ECS的三因素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在0.90以上;③EUS与ECS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148～0.471之间(P<0.01);④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8,分半信度为0.838,均已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⑤被试环境关心水平存在显著性别差异(t=424.5,P=0.005),环境关心与年龄显著正相关(r=0.178,P<0.01)。结论环境关心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为环境关心研究的一个重要测量工具。

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关心:基于农村的数据

环境问题是一个可以跨越群体界分从而被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还是一个只被具有某些特征的群体关注的问题?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是环境研究领域一个广泛研究的主题。我国学者已就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其社会基础开展了一些研究,但仍缺乏基于农村的调查研究。本文利用农村环境的调查数据,就农村居民的社会人口特征对其环境关心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表明,与城市研究发现一致,在中国农村,教育对环境关心也有着积极影响。但与城市发现不同的是,在农村年龄对环境关心起着消极影响,而且尽管男性在环境知识和感知上高于女性,两性在环境态度上并无显著差异。另外,研究还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对环境关心有积极影响,外出打工经历有消极影响,而主观经济地位和党员身份对环境关心都无显著影响。最后也是本研究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是,政治价值观对环境关心各个因子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与分解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及其影响机制,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关心缺乏系统的经验研究,且缺乏城乡居民的直接对比。本研究基于CGSS 2010年环境模块的数据,考察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现状及特点,分析城乡环境关心的影响机制,并使用Oaxaca-Blinder模型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进行分解。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主要通过环境知识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农村居民内部群体的特征更多表现为对环境关心的直接效应。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分解发现,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知识变量能解释城乡环境关心的大部分差异,而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环境再生产结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导致城乡居民的二元价值理念、环境科学素质、公共参与等结构,最终导致环境关心二元结构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