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借款合同:北伐前广州革命政府的违约情势与关系国的因应

北伐前,广州革命政府出于财政税收及政治上的考量,违悖善后借款合同的规定,截留辖区盐税并对稽核所采取革命性措施。由于盐税担保金总体充足,全国范围内稽核系统依然维持存在,关系国虽然采取了若干手段来敦促革命政府遵约,在根本上却是奉行忍耐和观望的政策。广州革命政府的不遵守情势是中国收复盐政主权的滥觞,是北伐前革命势力与列强展开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废约斗争。关系国的应对,表明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革命势力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北伐后,所谓忍耐与观望政策最终湮灭。

从家国到国家:家国关系变革的逻辑基础及其道德后果

中国历史上的家国关系演变呈现出从“家国”到“国家”的纵式图景,自夏启开始了家天下的时代,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部落联盟的社会逐渐向家族社会转变,家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家国同构的社会设置,为家天下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帷幕,此后整个传统社会基本延续了家天下政治格局下的家国关系。直到近代对外抗争背景下民族国家意识兴起,民主思潮影响下传统社会中的家国意识秩序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秩序转变,清代末帝溥仪退位更是直接宣布了家天下时代的终结,近代民主革命中家国关系也渐渐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家国关系的历史革命内含两个逻辑基础,即社会权属的公私问题和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社会关系问题。与此对应,从家国向国家的历史转变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权属意义上的家天下向公天下转变,二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家国同构的逐渐瓦解和现代社会理性组织的发展。从家国到国家这一历史革命也带来了巨大的道德变迁,即从家国时代的臣民道德向民族国家时代的公民道德转变,个体进一步从家族社会中挣脱出来,是人类道德解放的一个文化里程碑。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民众的天下意识、臣民意识淡化以及国家意识、国民意识的清晰化,个体附近的文化意象逐渐模糊,而作为一个庞然大物的国家随之崛起并赫然矗立在人们面前。

家国关系视域下推进“幼有所育”的时代紧迫性与路径分析——基于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儿童“照顾赤字”日益凸显,家庭照顾功能的显著弱化与国家对托育政策的强烈诉求让“幼有所育”这一崭新民生目标具有时代紧迫性。因此厘清托育服务领域内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探索“幼有所育”的实现路径是对当前“照顾危机”的有效回应。新时代下“幼有所育”的实现需要建构以“国家为主导、家庭为核心、社区为支撑、市场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国家在普惠托育领域内的治理体系,增强国家在普惠托育领域内的治理能力。

由爱家而爱国:民国初年读书人关于政治与伦理的思考

民国建立后,旧伦理在新共和体制下是否还有意义的现实问题促使不少时人重新思考和诠释家国关系。其中一部分读书人对民国初年道德真空导致的道德滑坡感到忧心忡忡,进而反思如何在强调自由平等的共和时代保存家庭伦理和社会凝聚力。爱家方知爱国的言说再现了那些被新文化运动以来宏大历史叙事所淹没的声音,可以丰富我们对民国初年社会大环境的理解和认知。对于态度稳健的读书人而言,历史是思想资源而非沉重的负担,这也提示出过去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民国的。

中国家庭转型的现代化实践及其国家形塑

伴随现代化持续且快速地推进,中国传统家庭主义正在日益消逝,但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对个体福祉与社会秩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动态和建构的视角出发,呈现和分析中国人对家庭生活赋予的实践意义,从而透视中国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形成逻辑。研究发现,国家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和政策松绑,为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私人化实践提供了制度环境。但是,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等制度保障层面的支持不足,致使家庭被个体和国家从不同层面进行工具主义利用,形成了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中多元与复杂、传统与现代、风险与自由相互交织的实践形态。这种充满矛盾且灵活多变的家庭转型,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发展实践,并不会因为中国人选择重构家庭而终结风险。因此,要积极构建国家与家庭关系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创建具有中国特点的家庭制度、婚姻文化和社会政策,从而应对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中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助力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印度尼西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

本文重点聚焦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促进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追溯了两国从建交伊始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强调了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对印度尼西亚发展格局的重大影响,并通过回顾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的电站、收费公路、水坝等项目,阐述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给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领域带来的切实利益。文章还指出了双方未来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前景,包括借贷成本攀升、与其他发展机构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续发展倡议的必要性。

斡旋中“背书”——“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新加坡与南海问题

文章旨在探讨新加坡在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2015—2018)处理"南海仲裁案"阴影下的南海问题的背景与策略,进而理清"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在东盟对华关系中的作用。斡旋南海问题,是新加坡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一职的职责所在,也是新加坡的外交目标之一。然而新加坡在出面协调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时,却因坚定地支持"南海仲裁案"而影响到自身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为"南海仲裁案"的多番、多种"背书"之举,引发了中国较为强硬的反对和反制。同时,也要看到,新加坡虽然无法"诚实""公正"地斡旋南海问题,但却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准则框架作出了努力,是最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协调"出具体成果的"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

论公家秩序:家国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阐释

作为国家治理传统中心轴的家国关系自现代转型以来经历了困境:在实践中被捍卫、被维系,在学理上却被抨击、被解构。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单向思维控制,反思家父长制、家产官僚制、家天下等话语,是重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的必要条件。依据钱穆著述,公家秩序论尝试提出植根于中国经验和智慧的解释框架。政治与社会一体、政治法统尊重社会是家国关系的精髓。人伦主义主张个体通过耦伍共成树立自我,把家作为公家秩序的起点和原型,国和天下又在家的推衍层积中形成,这个元宪制涵括了不同于个人主义的群己公私观。只有建立在人类性情关系上的大群秩序才能扩展并长生,天下为公和天下一家分别从公与家的两端构筑了秩序的至善规范。超越政体论制度主义的观察视角,公家秩序的历史生成机制表现出共同体基于家而展开模拟融扩与修正矫治的内生二重性,生发原理与组织原理显现为主从关系。公家秩序的权力组织受到家团体原型、人伦主义和礼治的涵容,铸就了政治与教化、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礼法特质,这也是家国韧性的宪制缘由。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庭既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个人与国家的连接纽带。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通过梳理家国关系,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由"内圣"而至"外王"的知行次序。围绕这一次序,传统儒学敦本实践,形成了旨在致君泽民的经世之道。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言之,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精准扶贫中的家国关系

欧美的家国领域泾渭分明,中国的家国关系同构同伦,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视域中有必要重新梳理并反思家国关系议题。中国的家国关系在民族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但是作为社会底蕴的家国传统,仍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时机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本文以精准扶贫为例,详细阐释了国家介入家庭发展的时机,家庭为公共生活培育公共德性的路径,以及家庭与国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缺乏一种对等的权责关系。重拾家国传统,并非意味着要将传统思想资源直接对接到当下的社会实践中,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与社会框架中重构家国关系,以服务于今后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

家国关系视野下伦理道德建构之探

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家国关系基本呈现出三种样态:家国同构、去家庭化和家国重构。家国同构下的伦理道德建构以人伦为基础,去家庭化的伦理道德特别强调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家国重构下的伦理道德则着力于促使个体形成抵抗社会风险、过公共生活、成为世界公民所应具备的精神气质和道德素养。

经济手段在两周邦国关系构建中的运用及影响

两周时期,经济手段被全面运用于邦国关系的构建进程中,并有效缓和了两周邦交中的局部矛盾,提升了邦交主体的综合实力,对王室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新型邦交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索贡取贿的无度、邦交风气的腐化等也为两周邦国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经济手段在两周邦交中的使用变化不仅客观反映了周王室与诸侯国间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还折射出两周社会经济巨变下价值观念的转换。

政治关联异质性、外交关系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绩效——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的解释

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现象。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个人层面政治关联与组织层面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生存和绩效都会产生影响,但这两种异质性的政治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是否产生同样的影响却不得而知。同时,作为国家层面的政治关联,两国外交关系是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外交关系变化对政治关联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以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发生的172起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以期回答上述问题。实证结果显示:个人层面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组织层面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当企业同时拥有个人层面政治关联与组织层面政治关联时,企业会降低对个人层面政治关联的依赖,即组织层面政治关联弱化了个人层面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两国外交关系改善同样会降低企业对个人层面政治关联的依赖,即弱化个人层面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本研究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解释,对现有的企业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关系研究形成重要补充。

习近平新时代家国观:对家国关系的新认识与重构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只有理顺家国关系,才能更好地使家与国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家国关系不仅有古今之变、中西之别,而且还将随着家庭变迁与国家发展继续演化.对家国关系的认识,应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新时代的家国关系.习近平新时代家国观以弘扬家国情怀、实现"家齐国治"为目标导向,以理解把握家与国辩证关系为基础要求,以重构新时代家国关系为实践遵循,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创新性和战略性.

找回“家国”:法治研究范式及话语体系的重塑

法治中国的研究经历了从阶级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再到“国家与社会”范式的演变过程。当前,“国家与社会”范式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治研究范式,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法治话语的演变中,不仅最终确立和塑造个体化的人,而且发现了个体化的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然而,以西方“国家与社会”范式为根据的法治建构,其背后潜藏了“家国分离”的内在逻辑。“家国分离”是通过国家层面的“去家化”和个体的“离家出走”这两个层面建构法治话语,而这一话语恰恰又展现了以西方话语驱除中国家国传统和现实的逻辑。当前我国法治话语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危机,与“家国分离”所建构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紧密相关。新时代法治中国的研究,应当找回“家国”,建构法治研究的“家国”范式,处理好“家国”范式与“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关系,探求契合中国优良文化传统,面向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家国关系,以此塑造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家国关系中的公共伦理价值探究

“家国同构”体制施行于西周宗法分封制阶段,秦朝之后确立的君主专制呈现“家国异构”特点,后者在传统儒家学说倡导的家族伦理观念作用下,保留了深刻的“家国同构”伦理价值。国家追求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家族则追求血缘为基础的私人利益,因此“家国异构”与“家国同构”背后的公共伦理价值呈现出不同特点。儒家学说“天下为公”与“天下一家”理念成为塑造家国公共伦理价值的关键因素,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独具特色的家国天下情怀。

家庭教育指导是构建家国关系的关键一环

据《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2日02版报道:近日,中国儿童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及"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基础课程"。今年10月,经过多轮征求意见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最终颁布,家庭教育彰显出其重要的"国事"一面。而在此前的2019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

呼吁加强中加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英文)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on Thursday(June 24,2010) called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Canada strategic partnership,saying a"sound,stable,positive and growing"relationship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at large.

“五四”文学中“国”与“民”关系的演变轨迹

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启蒙思想家最初关注“国民”一词中蕴含的国家意识和国家价值。随着文学革命主张的提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民”的重要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文学把“国民”放在社会层面进行考量,在“国”与“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然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家并没有围绕着“国”与“民”关系进行深入探索,也未能通过创作实践将思考的结果恰当地书写出来。文学家难以摆脱倡导个人权利和个体意识的惯性,以致在“个人本位”与“群体意识”之间摇摆不定,并且以孤立的眼光去看待“国”与“民”的关系,因此未能实现书写“国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