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内企业间信任机制的转变：从关系型信任到制度型信任--来自珠江三角洲产业集群的经验

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信任是集群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内信任机制经历了从重人情向重制度的演变。基于组织层面的视角,本研究提出了产业集群内信任的四种形成机制,包括关系机制、过程机制、商誉机制和制度机制。珠江三角洲特殊的信任文化造就了家族企业,而关系型信任却制约着家族企业,影响产业集群的升级。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家族企业"只大不强"的原因,指出信任扩展对家族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至关重要,并从实践的角度对产业集群建构信任提出建议。

从被动到主动--关系型信任及其对企业合作的影响

社会的变迁使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型信任也有很大的改变。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关系型信任的结构、来源及对企业合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型信任中的主动型信任是在被动型信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企业合作关系的建立主要依赖于主动型信任而非被动型信任。良好的声誉有利于建立被动型信任,有助于企业选择合作伙伴,企业间沟通和互惠对主动型信任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最终促进企业间的持续合作。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关系型信任理论,也为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建立和改进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制造企业如何整合数据资源赋能产品创新绩效?——组织间计算型与关系型信任的作用

现有研究强调了数据资源的重要作用,但缺乏探讨如何整合数据资源以赋能产品创新绩效。遵循“条件-行为-结果”的分析思路,研究基于信任视角,探究组织间计算型(理性)与关系型(感性)信任如何通过稳定调整型、开拓创造型两种数据资源整合行为赋能产品创新绩效。利用华南地区两时点调查的222家制造企业问卷数据,研究采用PLS-SEM工具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计算型信任分别能够通过稳定调整型、开拓创造型两种数据资源整合行为赋能产品创新绩效;(2)关系型信任通过稳定调整型、开拓创造型两种数据资源整合行为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中介作用关系,即适度的关系型信任能够分别通过两种数据资源整合行为提升产品创新绩效,但是过高的关系型信任则无法通过两种数据资源整合行为提升产品创新绩效;(3)稳定调整(“拿来主义”)与开拓创造(“二次创新”)两种数据资源整合行为对于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当企业通过计算型、关系型信任同时提高两种数据资源整合时,能够更好地赋能产品创新绩效。研究回应了制造企业如何进行数据资源整合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问题,能够为充分发挥数据作用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生产型企业间信任对合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关系专用性投资的中介作用

本文将关系专用性投资引入企业间合作研究中,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企业间信任、关系专用性投资和合作满意度的关系模型,并提出假设。以京津冀生产型企业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和AMOS软件分析数据,检验假设。结果表明,计算型信任对合作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关系型信任影响合作满意度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制度型信任影响合作满意度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社会信用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社会信用作为制度环境的核心构成,对企业的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作用路径及经济后果检验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通过决策优化效应和资源虹吸效应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严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形成的制度型信任与方言和儒家文化所形成的关系型信任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出替代效应,即制度型信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关系型信任的不足。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形式,为我国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转型乃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基于ML—FCM的供应链内企业间信任构建模型

本文分析了在21世纪市场环境下构建供应链的必要性,指出培养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是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增加企业合作效率的有效方式。通过对影响供应链内企业间信任的因素进行分析,构建了供应链内企业间信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ML—FCM的供应链内企业间信任构建模型。

分工演进、信任扩展与组织形态变迁

组织是第四种生产要素,其发展依赖于内在的动力学机制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反馈式影响。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就是亚当.斯密分工的思想,而社会文化反馈的基本变量可以界定为社会信任的扩展。随着分工的演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增强。相互依存性使得人的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社会理性,由关系信任逐渐转变成普遍的社会信任,由此对应的组织形式由家族企业、小规模企业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公司。由地方性小企业集群向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等高柔性、高弹性企业网络迈进。

农户投入龙头企业信任结构的研究

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投入的信任主要是计算型信任,阻碍了农户与龙头企业的进一步合作。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型信任是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的基础,良好的制度型信任可以促进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的发展,但基于功利的计算型信任要转化为基于理解和认同的关系型信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不会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加自发转化形成,有必要考虑组织管理的实施办法,而具体的实施方法,更多地以政府、协会、地方组织作为参照。

EPC模式下工程项目授权氛围对组织间信任的影响研究

工程项目组织间授权氛围各维度对组织间的信任有影响作用。结果显示:跨边界自主性和以团队方式合作对计算型信任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对关系型信任有显著影响。因此,在EPC模式下,总承包商可以通过信息的共享、给予各分包商一定的自主权、形成以团队代替层级的意识,可以有效改善组织间的信任水平,从而提高组织间的合作效益。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基于农户行为特征的分析

本文试图从农户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出发,分析传统农户与现代农户不同的金融需求特征,进而阐述农户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工程项目中信任与不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建设工程项目中,信任非常重要。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对信任与不信任关系的两种观点,即朴素的单因素观与双因素观。单因素观认为信任与不信任不能同时共存,信任为好,不信任为坏。双因素观认为信任与不信任同时存在,都发挥着简化决策的功能。目前,学者们正逐渐从单因素观转向双因素观。对信任(分为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和不信任进行设计问卷,并对工程项目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实证结果显示信任与不信任两者间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与信任的前因——沟通有关。沟通得越多,有利于信任,但同时暴露的缺点也可能越多,就助长了不信任。

信任转型与产业集群升级机制研究

集群效率与企业间信任密切相关。关系型信任是我国集群发展初期的推动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高度不确定环境下也是造成集群"低端锁定"的成因。突破锁定的路径是制度型信任的建立,而制度型信任的建立须依靠完善的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为参与博弈的主体提供多次博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