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

伙伴关系外交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依据冷战后的外交战略目标及不同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不同地位,与不同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或建立了形式不同的伙伴关系,或明确宣告中国与他方就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已达成共识。伙伴关系外交是以合作为目的的新型外交,伙伴间建立的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关系,它不针对第三者。它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灵活运用,并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经验与启示

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网络。在网状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大国关系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具有示范效应。不断成熟发展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有益经验,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不仅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切实利益,也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维护了大变局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通过梳理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特点和建设的路径,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对未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

当前,中国已经分别和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这四个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四对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居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前列,同时它们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的体现,是其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类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形成的历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政治特点、安全特点和经济特点,这其中的若干特点也是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形成条件。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构建对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合理有序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数量将有所增加,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合作水平将提升到较高层级,其合作内涵也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着眼实现五大战略目标。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在新时代实现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伙伴关系外交步入新阶段,伙伴关系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主要得益于二者在价值理念、布局方向、建设目标等方面高度耦合,这种耦合也为二者进一步互助互补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未来一个时期,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需从加强机制建设、突出重点内容、推进对欧合作、管控大国竞争等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6日-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该访问是对当前中俄关系发展状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性规划,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外交关系75年来,中俄遵循两国国家利益,秉持永久睦邻友好精神,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以行稳致远,凸显稳定坚韧特质,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战略价值。

印尼与海合会成员国外交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动因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印尼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建交之后长期处于不温不火状态。2014年佐科·维多多就任印尼总统后改变了这一局面,印尼与海合会六国的战略关系在政治、贸易、投资、援助、安全、文化等各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印尼强化同海合会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结果,立足于高度互补的经济产业结构与广阔的合作潜力。双方优先发展经济、安全、技术合作关系的方向同中国发展区域多边合作的战略和全球治理新理念相吻合,对涉华关系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展望未来,印尼与海合会国家在经贸、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这不会受到印尼政府换届的影响,但海湾地区极端思想扩散、印尼海外劳工权益问题、海湾国家内部政治局势等因素也将对双方合作的深化形成一定制约。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中法建交--60年前的外交核爆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被西方舆论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打开了美国遏制封锁、孤立中国的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回顾这段历史,中法双方在谋求建交努力的过程中展现出独立自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可贵精神,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仍具借鉴意义。

从关系外交到宗教自由——美国基督教组织与东南亚国家社会转型

随着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战略的成型与机制的日趋完善,一些美国基督教组织直接进行政治参与,旨在推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本文以全球参与研究所这一美国智库与行动型组织合一的基督教组织为个案,详尽研究这一组织的核心理念,以及从组织、行动和制度建设三层次如何发展与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政府的关系外交,进而与各国地方政府、社区进入深入沟通与合作,以宗教自由为契机在政治和社会转型中所发挥效应。从而研究美国基督教组织在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政界、学界、教界和社会中的资源整合与资源配置功能有助于厘清美国基督教组织在东南亚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

邓小平是如何推动中非关系与时俱进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开创中非关系新局面提供了前提条件。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于是把外交的重点放在亚非拉新兴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国家的数量最多。60年代,每当一个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都立即宣布予以承认,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建立外交关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伙伴关系外交的新演变和新特征(2013—2017)

2013年以来,中国伙伴关系外交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截至2017年年底,从伙伴关系数量上看,新建伙伴关系48对;从伙伴关系质量上看,五年间,高层级的伙伴关系数量达到48对,伙伴关系升级次数达47次;从伙伴关系的体系结构来看,在范围上,中国的伙伴关系国家遍布全球,在层次上,双边性和区域性伙伴关系架构已经建成,全球性伙伴关系网络已初具规模。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伙伴关系外交呈现出量变和质变同时演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时兼顾、双边和多边关系共同推进的显著特征,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范。在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中,伙伴关系既是中国外交体系发展的基石,也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动力和基础,更是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在要求。

东盟外交新走向——兼论中国与东盟关系

东盟所在的东南亚地区是世界风云变幻中的一块"绿洲".长期以来,东盟国家总体上保持了政治基本稳定,经济较快增长的好局面.在对外关系领域,东盟也积极进取,颇富个性和特色,是世界上一个外交活跃、成果丰硕的地区一体化组织.

科技因素对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阐明科技因素已经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科技因素影响下外交工作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强调科技和外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马礼逊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考析

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是与中国交往最密切的西方国家。当时来华的英国人基本上以商贾、军僚、传教士为主,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中英外交活动的主体。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由于谙熟中国语言与文化,往往充当商业乃至政治的世俗角色。"传教先驱"马礼逊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考析马礼逊出任澳门东印度公司译员、参与中英冲突交涉、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秘书访京、出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等史实,对其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中之重要作用予以粗浅阐释。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使命,外交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断加深和扩展。双边友好外交关系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对O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运用2010—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考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双边友好外交关系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这种促进作用得到加强。因此,企业可以加强对国家之间外交形势的关注,与时俱进,借助政策的东风,主动参与国际市场,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特点和意义

本文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作为规范当今外交关系中包括外交特权在内的最基本问题的最完整、最全面和最具权威 ,就世界外交关系而言其意义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立法性国际文献来介绍和评述。文章分别评述了公约的诞生背景 ,特点和内容 ,作用和意义 ,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国际社会的执行情况。

日本对韩外交及日韩关系

近来,围绕朝核问题、日韩双边关系等问题,日韩双方首脑互动频繁,合作的共识不断加深,双边关系更趋成熟。两国在加强各自对美同盟的同时,也加深了彼此的合作意愿,经贸、文化往来和民间交流向纵深发展。本文认为,对韩外交在日本东亚外交中具有特定意义,日韩关系的改善既有日本外交战略上的考虑,也与东亚地区国际政治背影有关,尤其得益于两国领导人准确把握改善双边关系的契机,适时调整外交政策思路。

伊儿汗国与西欧国家外交关系论析

伊儿汗国是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直接产物。伊儿汗国统治西亚时期(1253—1355年),据有波斯地区、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为了与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争夺叙利亚并进一步打击马木路克王朝,伊儿汗国积极沟通和致力于构建与西欧国家的军事联盟。伊儿汗国对西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实践,无论对伊斯兰历史抑或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俄与南高加索三国外交关系模式比较及辨析

南高加索是欧亚大陆具有独特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属性的地区,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及背靠的广阔市场为大国参与地区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地缘政治竞争也为地区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中俄两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关系因历史缘由与地缘差异,各自的外交利益、目标、政策工具及互动模式明显不同。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拥有综合国家利益,其目标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有着更加重要的考量,外交政策工具也更加丰富多元,形成了俄罗斯与南高加索三国独特的外交互动模式。中国是该地区地缘政治玩家的后来者,并受地理阻隔因素影响,对南高加索的主要利益体现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方面,中国更看重经济外交利益和全球影响力的辐射效应,因此在与这些国家的外交互动模式上与俄罗斯存在显著差别。同时,作为全球性大国,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紧密合作,使南高加索外交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