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

诉审关系是认罪认罚理论研讨的原点,也是现实操作的支点。厘清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审关系应该先分析大陆法系诉审关系的一般原理,再以之为参照来衡量。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诉审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尚未完成以及刑事诉讼具体制度设计模糊,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出现了一定的异化,产生了一定的诉审冲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的优化需要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为其创造条件,需要从检察官和法官的观念转变、检察权在认罪认罚中的准确定位、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法官在量刑建议审查上的谦抑等方面着手。

协商抑或协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审辩关系

从域外看,合意型诉讼模式中控辩协商和审辩协商兼而有之,但两种模式均难称完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选择了控辩协商,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立法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异化了的审辩关系更多表现为审辩冲突,但合意型诉讼模式下的辩方意见已经蕴含在了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作为诉讼合意载体的量刑建议之中,审辩关系呈现退隐之势实属正常。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旨在调和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促进法官从消极维持诉讼规则的“旁观者”变为积极能动的审理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导入协同主义,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强调审方和辩方的协同性义务,尤其是通过法院职权作用的发挥,对控辩失衡起到纠偏作用,也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

百年党史视角下监察与审计关系变迁与启示

监察与审计作为国家监督的重要支柱,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合理高效运用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保障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百年党史视角下的监察与审计关系经历了探索期、起伏期、稳定期和创新期。监审关系的百年变迁在改革深化的新时代仍有现实启示。据此,坚持党的根本领导、坚持完善法治、坚持科学分工协同或为新时代监审关系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个人劳动争议处理的裁审关系研究

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碰撞中,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协调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个体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矛盾和劳动者个体与执法部门之间的管制矛盾,而不是工会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集体关系矛盾。因而,个人权利争议之处理比利益争议更有基础性和现实性。裁审衔接问题是我国个人争议处理效率低下的症结所在。个人争议裁审关系的国际模式可分为先裁后审、或裁或审、部分裁部分审等三种,各模式均将重点置于裁审的衔接方式之上,主要体现为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法律审偏好和仲裁裁决被撤销后的特殊救济。我国劳动争议裁审关系中存在大量的理论陷阱和实践泥淖,应当在现行先裁后审模式框架内,本着将国外经验与本土资源相结合的理念,回归仲裁之本质,并在裁审衔接方式、仲裁裁决被撤销后的救济、小额争议处理、案件移送、独立机构设置和工会诉讼代表权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百年党史视域下监察与审计关系变迁与启示

百年党史视域下的监审关系经历了探索、起伏、定型与转型创新的历程,监察与审计两种制度的分合与互动总体上依据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而不断调整,并在职能、依据、内容等方面呈现出复杂的交融关系。回顾百年制度关系史可以看出:党的领导是监审关系良性发展的政治保障;不断加强法治是监审关系发展的关键;科学的分工和协同是监审关系效能最大化的保障。

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新型侦辩、诉辩和审辩关系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现庭审实质化,需要充分发挥辩护职能,实行刑事辩护全覆盖,让侦查、起诉、审判期间的每一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或法律帮助。这需要合理定位侦查、起诉、审判三种诉讼职能与辩护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新型侦辩关系、诉辩关系和审辩关系。侦辩关系是一种对抗与协作关系,诉辩关系是一种合作与对抗关系,审辩关系是一种制约与合作关系。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构建新型侦辩关系、诉辩关系和审辩关系,需要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完善刑事证据规则,尤其是侦查取证规则和庭审质证规则,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有被害人参与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搭建侦查、起诉、审判与辩护之间良性互动机制,实现有效辩护。

审判中心视野下的我国侦诉审关系原则调整与制度构想

侦诉审关系具体包括侦诉关系、诉审关系与侦审关系,不同性质的刑事司法权力之间相互关系设定和结构维系直接体现着刑事司法权力配置的合理性及诉讼职能发挥的有效性。理顺侦诉关系应当强化国家公诉原则与侦诉协同原则;理顺诉审关系应当坚持控审分离原则与裁判独立原则,明确无罪推定原则;理顺侦审关系应当全面确立程序法定原则,引入比例原则与司法审查原则。在审判中心视野下,通过推进我国侦诉审关系原则调整与制度建构,可以全面深化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并努力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进程。

审判中心主义视阈下的审辩关系探究

近年来审辩关系呈现对抗、冲突的形态,现有的诉讼构造、审判性质和辩护功能都是诱发因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势必会影响我国现有的审辩关系和权利体系,权威型法官的建立一方面对审判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求律师的辩护活动回归理性,通过加强审判方和辩护方之间的沟通、监督、职业流通,最终构建出理想的审辩关系。

我国审辩关系改革的途径选择

审辩关系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刑事辩护作为程序性制度可以实现被追诉人的权利与司法权力的对等,具有信息沟通和权力制约等功能,维护被追诉人的实体性权利,其中辩护律师更是制约司法权力的政治制度设置。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审辩关系存在着制度设计的失重、辩护权的虚化和辩护律师的抗争及其职业弊病等问题,必须搭建审辩互动平台、重建刑事司法诉讼构造、明确辩护权的公权利属性和完善辩护律师的执业制度。

法律职业共同体视域下“辩审关系”的偏离与构建

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需控、辩、审三方共同努力,其重点是优化控、辩、审三方的互动关系。从刑事诉讼构造论来看,辩方与审方之间应当是“说服者与被说服者”的关系,不应存在不理性冲突与不和谐对抗现象。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辩审关系”偏离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公权与私权的矛盾偏离,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矛盾偏离,部分法官与律师自身角色定位的偏离等。因此,基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必须回归辩审双方的角色定位,互相尊重,坚定法律信仰,加强辩审双方的相互监督,切实维护诉讼人的权益,确保程序正义、司法公正。

略论我国民事上诉审与再审关系之衡平

民事上诉审和再审的不同程序功能导致了司法公正性与裁判安定性以及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冲突。由于我国对上诉审与再审的关系在理论上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制度上又缺乏使二者协调运作的机制,故再审程序由特别救济程序向普通救济程序"异变"的趋势愈演愈烈,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端。鉴此,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科学的定位,重新构筑我国民事诉讼的审级制度,实行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度,并对再审的启动实行严格限制,以协调二者的运作并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从“侦查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诉审关系建构

侦查中心主义是将侦查机关作为刑事诉讼核心角色的刑事诉讼模式。在该模式下,侦查案卷对法官的判决具有直接的控制力,司法裁判生成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确认无异,使得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侦查机关的橡皮章,从而导致庭审程序严重虚化。与侦查中心主义相对的是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庭审的实质化,这要求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都应通过法庭的实质性审判来完成。在"侦查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具有不同的结构关系。审判中心主义会促成新的诉审关系的生成,诉审关系的不同也会直接影响着审判中心主义目的的实现,这也是重构诉审关系的价值所在。

侦审关系视野下的侦查制度改革

根据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是否具有预断,审判对侦查能否有效控制和制约为分析标准,侦查和审判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现代刑事司法基本理论推演和比较法考察两个角度来看,减少、阻断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的预断,加强审判主体对侦查活动的制约和控制,在正当性方面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我国的侦审关系呈现出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具有预断性影响,而审判对侦查缺乏基本的控制和制约的现状,由此导致审判活动流于形式、侦查活动处于失控状态、审判主体纠错机能缺失、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在侦审关系的视野下,我国目前的侦查制度改革在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以及解决侦审关系面临的理论问题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未来,侦查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贯彻司法最终裁决的要求,并且逐步完善改革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多次博弈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刑事诉审关系——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考察

我国刑事诉讼中,诉审双方通过多次反复的博弈,达成了现存的注重配合的非正式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稳定,依赖于双方建立在拥有博弈惩罚权基础上的相互实施。本文在剖析司法实践中诉审双方博弈惩罚权相互实施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制度实施中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及原因,并进一步阐述了非正式制度带来的强化诉讼线性结构、限制正式制度实施空间等后果。

法律人类学视域下的审辩关系调适研究

在刑事法官基于主导权力对庭审进程的指挥中,辩护律师为了实现特定利益而运用的法律技艺可能导致审辩双方的法律话语中展现出权力表达与情绪对抗,进而使国家法律设置的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控辩对抗方式“异化”为刑事法官与辩护律师的审辩关系紧张,导致刑事法官偏离了中立的职业角色,容易造成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失调。改善审辩关系不仅是刑事法官理性的自觉行动,也是制度结构的要求。辩护律师与刑事法官只有在相互理解的氛围中才能更有利于各自代表利益的实现,进而构建和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国家倡导的法治目标。

刑事审辩关系:模式的异化与回归

审辩交易和审辩对抗是审辩关系异化的两种样态。前者以"权力寻租"为主要体现,反映法官和律师由法律职业共同体向利益共同体的畸变;后者以"审辩对抗"为指涉对象,体现法官和律师在诉讼角色上的紧张关系。"消费"司法公信力、让现实利益压制法律人共同的正义信仰、司法公开渠道阻塞皆为产生乱象之根源。协同主义诉讼理念强调法官和当事人应互助合作,协同推进诉讼程序的进行。刑事程序中的审辩关系可在回归现行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借鉴该理念,搭建审辩充分沟通与对话的平台,通过法官职权向诉讼弱方的适度倾斜,弥补控辩双方诉讼能力的实质差异。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效力中的控审关系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认罪认罚案件法院无故未采纳量刑建议,在检察院抗诉后法院予以改判的现实案例,展现出控审双方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法律效力这一问题中的权力“交锋”和利益博弈。由于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主导”的突出以及新《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赋予量刑建议以刚性约束力,使“审判中心”似乎面临挑战,法院面对量刑建议存在接受或者排斥的两难情形。控审双方在量刑建议效力上的交锋深刻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实质在于对抗式诉讼模式和协商式诉讼模式之间的不同。实现控审关系在这一问题上走向“交融”,需从宏观上把握好以审判为中心和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在微观上要求检察院以全面客观的量刑证据材料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依据,法院遵守法律规定并严格审查案件量刑失当问题,检法两机关互相尊重对方的量刑权力,加强沟通,弥合分歧,真正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分工、配合、制约,实现案件处理的效率与公正。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审关系的透析--以余金平案为视角

余金平案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案件的背后是紧张的控审关系。余金平案中检察院与法院对量刑权争夺,检察机关偏离了所具有的中立客观性。立法一方面对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没有限制适用范围,另一方面规定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检察机关几乎具备了“准审判”的功能。对于认罪认罚制度中控审关系的优化完善,法院应当实质性行使审判权。一方面无论审判程序如何简化,法官都要进行实质审查;另一方面,无论是否适用速裁程序,法庭都应当开庭审理。鉴于检察官提出确定刑量刑能力有所不足,应当对案件予以区分,将重罪与轻罪区别开以及明确从宽幅度。

“以审判为中心”诉审的转变及相互关系浅谈

为了防止和减少社会影响恶劣的冤假错案发生,也为了健全我国司法制度,保障人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最高决策层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指引。以审判为中心,是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制度改革,有其独有的背景、涵义和意义。通过对传统诉审关系的分析,找出其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问题,以此找出,"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要求诉审机关需要进行怎样的转变,以及它们新型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国侦控、侦审关系的反思与完善

对抗制庭审方式的确立和运作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与之相配合,而我国的侦控、侦审关系基本停留在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的线性结构上。我们有必要在反思我国侦控体制和侦审关系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以侦控、侦审关系的一般原理为依据,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对侦控体制和侦审关系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