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认定

由于缺乏相应法律规范和制度构建,加之理论界尚未形成通说,因果关系认定在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疑难问题,使得认定操纵证券市场民事侵权责任存在较大困难。明确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对于追究操纵者民事赔偿责任、保护投资者权益而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围绕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案件中因果关系的内部结构和判断标准展开讨论,试明确该类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路径,阐释在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结构基础上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和推定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合理性。

普通法关系性经济损失中的排除规则

关系性经济损失是普通法中疏忽侵权范畴内纯粹经济损失的一种类型。在处理关系性经济损失归责的问题上 ,排除规则具有主导的影响力 ,但现在已受到较大的挑战。本文介绍了排除规则的具体运作和政策背景 ,并以三个经典案例描述出近年来排除规则运用上的变动轨迹 ,最后以TestbanK案引伸出排除规则在海难油污案件所受到的冲击。

混群杂草密度与玉米产量损失关系预测模型

1995～ 1996年于滨州地区进行了混群杂草与玉米损失竞争关系田间试验研究 ,经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检验 ,建立了混群杂草与玉米产量损失关系预测模型 :YL( % ) =d3 36 3 +0 0 1d× 10

新司法解释下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否定因果关系要件之抗辩路径——以两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为例

证券虚假陈述可分为作为的诱多型、不作为的诱多型、作为的诱空型以及不作为的诱空型四种形态。不同类型的虚假陈述决定了被告不同的抗辩思路和方向。被告要否定因果关系这一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可从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两个层面进行抗辩,若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则无须再考虑损失因果关系。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是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则应认定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而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关键在于其是否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交易量发生明显变化。证券价格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与损失因果关系的直接性,决定了被告可以“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造成原告损失”为由进行减轻或免责抗辩。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辨析——基于中、美比较视角

因果关系是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我国司法解释不仅借鉴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立法与司法中较为成功的经验,还应当引入因果关系两分法的理论架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交易因果关系是指投资者的证券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认定交易因果关系应当采取信赖推定的方法。投资者如果就自己的交易损失予以追偿,在认定交易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还必须证明交易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损失因果关系。损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可以采取直接后果并进行举证倒置,以及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予以排除。

基于滑管仪的泵送混凝土压损流量关系研究

通过对混凝土及其浆体流变性能的测试,确认了滑管仪中混凝土“润滑层+柱塞流”的流动形式;通过全尺寸泵送试验,检验了滑管仪对混凝土泵送单位长度压力损失-流量关系的预测能力,发现在实际泵送过程中,低屈服应力混凝土内部可能不发生剪切,流动形式仍为“润滑层+柱塞流”。因此,使用滑管仪能够良好预测混凝土在实际泵送过程中的压损-流量关系。

多行为并存情形下证券虚假陈述的裁判规则研究

同一诉讼纠纷中内嵌多个虚假陈述行为已成为一类新问题,但当前的司法审判在行为认定、模式选择和因果关系判断上存有难点。此类纠纷中,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众多,“虚假陈述影响双重劣后考察”的规则不宜继续适用,而应将保护投资者的立场贯穿始终。个案中,宜通过“三步法”分析,明确合并抑或区分的处理模式,以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备“单一性”作为《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的适用标准。就交易因果关系而言,判定投资者的交易决策究竟受哪一行为影响时,需综合考察各行为实施日间隔长短、重大性程度及前行为所披露信息在市场的传播密集度等因素,以确定前行为对投资者信赖的影响力截止点。而就损失因果关系而言,一方面要提高非虚假陈述因素扣除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也不应拘泥于数学模型的构建,法官酌情处理的价值应得到重视。

关于债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审理的观察与思考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重塑了虚假陈述侵权案件审理规则体系。但对于该规定如何在债券市场中精准适用,尚存模糊地带与留白空间,有待司法实践补充。本文聚焦近年来债券市场的司法实践,分析了人民法院在各案件侵权构成要件上的裁判理念及其背后的法理争论,并对未来债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工作进行了展望。

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实施以来司法实践的亮点与反思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自2022年1月22日实施以来,受到学术界、实务界高度关注。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是在2019年12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颁布后,对旧的《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进行全面修订基础上制定的,回应了以往司法实践长期关注的内容,尤其对于虚假陈述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明确,细化了过错认定、重大性、交易因果关系、损失因果关系等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Parikh-Wilczek Tunneling as Massive Particles from Noncommutative Schwarzschild Black Hole

In this paper, we apply the tunneling of massive particle through the quantum horizon of a Schwarzschild black hole in noncommutative spaeetime. The tunneling effects lead to modified Hawking radiation due to inclusion of back-reaction effects. Our calculations show also that noncommutativity effects cause the further modifications to the thermodynamical relations in black hole. We calculate the emission rate of the massive particles＇ tunneling from a Schwarzschild black hole which is modified on account of noncommutativity influences. The issues of information loss and possible correlations between emitted particles are discussed. Unfortunately even by considering noneommutativity view point,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evaporation at least at late-time. Nevertheless, as a result of spacetime noncommutativity, information may be conserved by a stable black hole remnant.

美国证券欺诈案件中“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在美国,证券欺诈发行案件中适用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的一并推定,但在持续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推定信赖原则"仅适用于交易因果关系,损失因果关系不能直接推定,仍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厘清美国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有助于重新审视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损失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现行司法解释关于损失计算方法的设定,以及对系统风险等因素采取证明责任倒置等规定,在损失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的背景下,均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基于交易结束的关系对权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权力是厂商间控制机制的重要因素,关系作为面子、人情和情谊的集合体,不但是权力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控制方式。以商业关系结束为背景,收集来自辽宁、浙江和四川的312份问卷数据,基于AMOS 7.0推估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在商业关系的各个阶段关系都有着独特的作用,面子、人情和情谊对组织的影响力整体上大于他们对依赖度的影响,在互动公平的干扰下,权力较大的厂商其关系损失也更大。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关系是厂商保留未来合作机会、减少冲突和摩擦、实现中国式商业关系圆满退出的重要控制方式。然而,随着影响关系运行的外部因素的变化,关系在中国市场中的工具性价值可能会下降。

证券欺诈集团诉讼中的损失因果关系与风险实现理论

在SEC 10b-5规则引发的证券欺诈诉讼中,多数法院认为投资者可就公司未披露风险而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但这一风险实现理论会导致投资者获得超额赔偿,进而鼓励滥诉并降低公司自愿性披露的意愿。深水地平线石油爆炸及泄漏事件引发的证券诉讼佐证了这一观点,如果原告获赔金额为事发前的溢价,意味着原告财务状况和在风险被揭示的情况下购买股票时相同。但公司股票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并非发生爆炸及泄漏事件,而是清污、和解等费用流出的预期,被告公司对上述间接损失进行赔偿会导致明显超额,因为这部分损失是非系统性、可分散。此外,因为公司在此类案件是索赔方而不是支付方,应该以代表公司的股东代表诉讼进行,而不是代表个人投资者利益的集团诉讼。

日本产品责任法的特点及与欧美之间的比较

1994年6月22日,日本通过了产品责任法。根据此责任法规定,日本将把产口缺陷作为产品的责任加以追究,从而由追究过失责任转为追究无过失责任。 在立法过程中,消费者要求立法从严;产业界要求立法从宽。在兼顾了两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产生的日本产品责任法与欧美对比,则具有自己的特点。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的因果关系——司法解释的新发展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发布了关于虚假陈述的新司法解释,完善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的因果关系认定,特别是区分了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并对诱空型虚假陈述作出了明确规定。区分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有助于更为深入分析重大性和损失计算方法。不过,在交易因果关系方面,诱空型和诱多型虚假陈述的区分并不完善,还可能存在中性信息;而价格影响和交易量变化都是证明重大性的重要因素。在损失因果关系方面,对于市场过度反应,目前尚缺乏控制方式。司法解释对因果关系的规定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因此是非排他性的规定,应允许投资者主动提出更为合理的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证明方式。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中损失计算的利益衡量

损失计算是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责任的难点也是一个利益平衡点。对于此,应先行确定损失计算的范围,再以具体的计算方法确定可赔偿范围内的损失数额。其中,以损失因果关系的直接后果性和可预见性作为损失范围的利益衡量装置,以此确定损失范围的各时间点,界定损失的可计算区间。同时以计算算法中计算参数的易获取性,对投资行为反映的准确性,算法对现实交易的还原性作为计算法则的利益衡量装置。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性,应选取买入和卖出平均价及系统风险损失作为计算参数,以符合计算法则利益衡量标准的算法来计算各参数。最终以买入和卖出平均价的差额乘以证券数量,再减去系统风险损失作为损失赔偿数额。

证券虚假陈述揭示日认定规则再考察——围绕多次部分揭示情形展开

证券虚假陈述发生后,市场或行为人对相关真相的揭露或更正,通常表现为多次部分揭示的情形,较少是立法者设想的一次性完整披露。为此,需要结合阶梯效应和灌水维持等特殊效果,深入探讨多次部分揭示情形中特有的揭示日认定规则,适当修正和补充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突出体现在,同一虚假陈述中的多个揭示时点可能被区分认定为多个揭示日,或者被合并认定为一个揭示日。具体而言,若某一个部分揭示事件揭露了相关真相的部分内容且具有重大性,则该揭示时点可以被认定为揭示日,符合这一条件的揭示时点都应予以认定;若多个部分揭示事件在各自单独考虑时均微不足道或不具有指向性,但结合其他部分揭示事件,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揭示相关真相且对股价影响重大,则应当将这数个部分揭示事件视为一个整体,并将该整体所跨期间认定为一个集合性揭示日。

义务范围理论下证券服务机构过失虚假陈述赔偿责任

证券法第163条第1句明确了基于证券服务机构义务范围判断其赔偿责任的要求。义务范围理论的核心是,义务均有其意图预防的具体风险,只有落入义务预防之风险所生的损害,义务违反者才需负责。义务范围理论经由义务范围确定与义务关联两个步骤实现其功能,不仅为认定证券服务机构赔偿责任提供指引,亦为其承担比例责任或连带责任提供依据。义务范围确定用以定性行为人所负有的注意义务旨在预防的风险及其所生损害类型,可区分为提供建议与提供信息两类义务。证券服务机构通常只承担提供信息类义务,因而仅就其服务意图预防的特定风险负责。义务关联则涉及损害归属的评估,用以量化行为人所需承担的损害数额。义务范围影响过失虚假陈述赔偿责任中过错与信赖要件的判断,且能将过错程度与原因力考量纳入其中,弥补相关理论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