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法治化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关系法治化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界定国际关系法治化的内涵,分析国外敌对势力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舆论等方面对我国国际关系存在的潜在威胁,为了有效维护我国家、企业、公民安全和财产利益,建议尽快做好法律资源的储备,综合运用执法、司法等多种手段依法对敌对国家和机构进行反制,指导我国公民和企业运用中外法律资源进行自我保护和救济,建立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加强沟通、管控分歧、减少对抗。

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之二) 劳动关系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上) 劳动关系法治化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

目前,劳资冲突与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如何减少劳动争议、冲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法治化

实现劳动关系法治化，既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途径，也是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的基本的衡量指标。

试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关系的法治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关系法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这一进程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哪些表征?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主要就国际贸易关系法治化的背景、内涵和特征进行了探讨。

劳动关系治理法治化:困境与出路

我国劳动法制已趋于完备,但劳资矛盾仍然突出。原因在于国家在治理劳动关系的行动中往往仅着眼于法的执行和遵守,忽视了广大劳资主体对法律执行的能动作用。"回应型法"能够消除公民如何信任这一桎梏,使秩序能够通过协商而不是服从来建立。劳动立法应当从外部、内部、程序三个层次去回应劳资主体的价值诉求,外部回应要求立法的价值取向必须反映劳资主体的真实诉求,内部回应主要是围绕"帮助劳动者实现被帮扶权"的立法理念进行相关的制度建构,而程序性回应的宗旨是通过中立的程序去实现外部回应的内部化。

国际组织——国际关系法治化的重要推动器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进入深刻调整和变革的历史时期。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持续至今的疫情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重大冲击,也对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国际社会亟须一个和平、稳定、安全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法治化仍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进路。国际组织本身既是国家间谈判、协调与合作的重要场所,其运行规则也是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法治化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推进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成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

加快构建我国涉外法治工作体系

当今世界,制度竞争成为核心竞争,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要加快推进涉外法治战略布局,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使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村民自治组织与上级政权机关之间关系问题再认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村民自治中依然存在着上级政权机关非法干涉等问题。这一问题只有通过上级政权机关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权限关系的法治化以及上级政权机关的民主化改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始终在探索和追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讲话,对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主权平等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仅有利于战后总体和平的维护,更有利于捍卫亚太地区的和平秩序;也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阐明了调整国际秩序的法制化途径,提出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建设的新思路。

对外关系法立法实践考察——基于中国与澳大利亚对外关系法的比较

当前,对外关系呈现法治化发展倾向,国家对于对外关系的规制开始从以政策为主转向法律与政策并用,其中突出表现之一是部分国家开始制定、颁布专门性的对外关系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下文简称中国《对外关系法》)和《澳大利亚2020年对外关系法》(下文简称澳大利亚《对外关系法》)的颁布为考察对外关系立法实践提供了比对样本。前者的内容具有综合性和基础性,后者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对其州和领地政府对外签署协议的审查与批准,具有专门性。二者在条约和协定缔结权、批准权和废除权的分配,中央与地方对外事务权的分配,适用的领域范围及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共性和差异性。着眼于推进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实施和对外关系法治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应在《对外关系法》原则性、授权性规范的基础上,明确赋予地方政府在经济、贸易、文化、民间交流等活动中签订备忘录等非条约性协议的权力。中国应建立条约适用的规则体系,包括制定条约适用法及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中适用条约的经验和需要制定司法解释,以及制定、完善对外关系分领域(如对外援助)的立法体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立法的边界——浅析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

法律对于社会的规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法治社会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创设出“良法”，创设法律的过程就是“立法”。对于像我国这样地域广阔的国家，由于行政区划而带来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配置问题是有关立法能否达到均衡统一并以期实现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的关键，也是促进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键。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工作中，还存在着立法混乱、以立法谋私、借立法卸责扩权、重复立法、立法效率低下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较粗或者划分不当所致。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问题已成为掣肘我国立法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依法治国需要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于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规定亟需进一步的完善以适应我国当下的状况。

转型时期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角色

目前,劳资冲突与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如何减少劳动争议、冲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西方国家劳动关系调整的启示

目前,劳资冲突与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如何减少劳动争议、冲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区租管地”:一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创新模式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特区租管地"的尝试是"一国两制"的突破性创新,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导向。归因于"特区租管地"租赁与管辖的双重法律属性,特别行政区对其的治理须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为前提,适用特别行政区法律为原则,并以租赁合同约定为依据。故而其设立也当经由议案的"提出"、"审查"、"批准",遵循严格的程序。以澳门政府横琴用地为代表的这一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内陆与港澳地区实现双赢、互惠、多元参与的开发与合作,具有继续推广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地方团体法人的基本权利能力

宪法实践自晚近以来逐渐有条件地承认地方团体法人的基本权利能力,地方团体法人及其事务权以基本权利的形式获得宪法保障,这带来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深刻变革,表明央地关系法治化进入宪法层次。我国宪法规范虽然也设定了较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主体范围,但由于"公法人"观念的缺乏,以及国家与地方事权划分的不明确,地方远谈不上基本权利能力的问题。我国有必要充分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塑造地方团体法人及其独立的权利能力,逐渐在宪法层面发展地方团体法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从而在根本意义上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