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语境下中国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研究的关联与差异探源

近代化是中国和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所面临的共同语境。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是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作为国家主义的“反题”而出场的,代表从社会的一侧来反思和批判国家的问题意识和近代立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主要根源于本国的近代化的需要以及对近代化的批判意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尽管近代日本知识界扮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转站”和“转译器”,但不能因此推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完全是对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复写或“搬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系统见解。近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鲜明的学术性的特点,与之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历史的实践中生成的思想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思想研究向经世致用过渡,因而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其是强调发挥人民在历史中的首创性。

健康预期寿命与伤残调整生命年内在关联与差异

健康预期寿命(HLE)与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同时关注人群死亡和非致死性健康效应,均为国民生命质量的综合性测度指标,其关联性和差异性的比较分析有利于人群健康测量的学科交叉研究,开阔学术视野。从广义上看,这2种健康测量指标均为对健康概念的延展,均需要一个标准生命表作为测量的基础。HLE反映的是良性健康水平,关注纯粹健康状态的生存时间及其社会学后果;而DALY反映负面健康水平,关注疾病分类系统下疾病类型及单一病种的流行病学和经济学后果。HLE主要侧重功能性、体验性指标,但对传染性疾病、精神障碍性疾病的健康后果测量不敏感,而DALY的研究成果对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种指标的测量均从多方面影响到公共健康政策、测量所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公共资源配置决策和资源分配公平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