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关联溢出与金融安全的中国系统性风险研究

基于国家“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战略需求,从关联溢出和金融安全等多维度视角研究我国系统性风险衡量的评价体系,这是传统测度中缺乏全景式衡量框架的重要完善。通过多主体多阶段的一般均衡模型及涵盖我国金融经济各个层面的宏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从金融部门的关联性角度讨论了系统性风险并进行相关测度。提出了相对独立且涵盖不同维度的系统性风险计算方法,并发现金融部门之间的溢出相关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作用巨大,房地产市场潜在的价格泡沫在未来可能带来较大风险隐患,我国当前的政策工具并未实现很好的治理。金融安全是一个更全局考虑系统性风险治理的国家战略与政策安排,也是研究强调的重要政策含义。

区际产业转移关联溢出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大背景,使用1999-2016内地年30个省市、27个二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定量测度区际产业转移,选择产业关联较强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投入产出法识别关联产业、测算其关联产业溢出,利用2004—2016年内地28个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关联产业溢出效应与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的关系、产业转移中的关联产业溢出与电子设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2014年中国工业空间基尼系数出现拐点,总体工业由之前的分散转移转为新的集中转移,而电子设备制造业仍处在向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集聚的分散转移中;②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中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且促进了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高质量发展;③产业转移中第三产业关联溢出效应对电子设备制造业分散转移的作用高于工业,但工业的关联溢出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明显高于第三产业。

FDI关联溢出效应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文对国内外FDI关联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作了全面的综述。从理论研究来看,无论是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还是运用局均衡的分析方法,FDI关联溢出效应既有可能为正也有可能为负。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越复杂,总部和工厂之间的信息成本越高,跨国公司比国内企业更加密集地使用当地生产的中间产品,跨国公司的进入便会产生很强的关联效应。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所产生的竞争效应会降低后向关联效应的程度。从经验研究来看,FDI后向关联溢出效应绝大多数情况显著为正,并且以FDI关联溢出效应为主的行业间溢出效应远比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发生更加普遍和显著。FDI的类型、技术差距和外资的股权比例是影响FDI关联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将影响FDI关联溢出效应的其它因素如人力资本、研发效率、金融市场效率、人均收入等融入理论与经验研究模型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FDI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关联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汽车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FDI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关联溢出效应,受行业特征、技术差距以及FDI股权形式(合资和独资)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通过对我国1998~2014年汽车产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汽车整车行业,合资企业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受技术差距影响,正向的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而独资企业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不明显。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合资和独资企业在初期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都有正向的关联溢出效应,后期合资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逐渐扩大,而独资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减弱至不显著。

双重古诺竞争下的FDI关联溢出效应

扩展了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在古诺竞争框架下分析FDI进入东道国上下游双边市场时的关联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当FDI仅进入东道国的下游市场时,FDI产生的竞争效应会增加下游市场的总产出,从而增大对上游市场中东道国本土供应商的后向关联程度,且其增大程度与技术差距正相关;在FDI同时进入东道国上下游双边市场的情况下,上游市场的FDI会对东道国本土供应商产生挤出效应,且两者的技术差距越大,挤出效应越明显,同时会对下游市场中的东道国本土生产者产生明显的前向关联,上游市场总产出的增加使得中间产品的均衡价格下降,直接减少了下游本土生产者的边际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了其产出和利润,部分抵消了下游市场的FDI的挤出效应。

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的广泛应用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探究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垂直产业链溢出维度,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技术关联和产品关联路径对制造业就业规模产生显著为负的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对制造业就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为正的前向溢出效应,但其后向溢出效应在考察期内尚未显现。从水平技术关联溢出维度,人才流动与产业竞合能促使邻近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对本行业的就业规模扩张和就业结构优化分别产生显著负溢出和正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考虑科研水平、资本深化和行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后,人工智能技术对本行业的岗位替代效应有所缓解,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不断加强。本文从产业关联溢出视角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为合理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实现稳就业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参考。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关联效应

本文依据1997—2013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基于一种全新的视角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区域农业TFP空间溢出关联特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从总体来看,中国区域农业TFP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地区之间"普遍联系"着,存在115个空间关联关系,且网络稳健性较强;其次,从地区角色来看,中国区域农业可以分为四个功能板块——"净溢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主受益板块"和"经纪人板块";最后,从溢出的传递机制来看,农业TFP的空间溢出中存在双源头——"净溢出板块"和"双向溢出板块",二者主导了整个溢出过程,"经纪人板块"则在溢出过程中充当"桥梁"。

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和机理分析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各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导致当今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增强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国家组群行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贸易关联溢出、金融关联溢出和非实质性关联溢出是极端金融风险最主要的三种溢出形式。关于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对我国预防与控制极端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系统性风险溢出与脆弱度——基于中国上市金融机构尾部风险感知的研究

基于上市金融机构尾部风险感知模型,通过QRNN(神经网络分位数回归)对多种状态下的CoVaR进行估计,结合中国63家上市金融机构2011—2021年的市场数据,研究了各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与脆弱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尾部风险感知模型通过选择非线性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金融机构的尾部风险,且以此测度的风险溢出可以解释系统性风险在具体事件中的累积;与银行和保险类相比,证券类机构和其他类金融机构向金融系统溢出了更多风险,但溢出水平自2015年起已显著降低;通过测度系统溢出度和脆弱度,发现少数机构具有显著的“风险缓释”作用,“吸收”了系统整体风险,而有些机构则具有“反脆弱性”,能够在市场下行时获益;通过个体效应控制前后的回归结果对比,显著影响系统溢出度与脆弱度的是机构自身风险,而非机构的规模、杠杆等。本文构建的模型和研究结论可为监管部门识别重要性金融机构和机构脆弱性测度提供经验佐证。

外资垂直技术溢出对江西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

运用2011年和2012年江西省2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外资垂直技术溢出对江西省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水平关联溢出、外资后向关联溢出都显著提高了江西省工业能源强度。

出口贸易技术溢出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

利用2006年—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集,研究了出口贸易溢出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的水平溢出和后向关联溢出均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内资企业溢出是出口贸易溢出的主要来源;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其出口贸易的水平溢出效应较小,并且其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为负;外资企业过于强势的竞争力、形成的买方势力和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是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

外资引进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消失

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快速增长,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却鲜有上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以企业自主创新为切入点,探究了FDI对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FDI的后向关联溢出即外资企业使用上游本土企业中间品是造成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消失”的重要原因,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和使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FDI的后向关联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天花板”效应,长期来看甚至对企业创新具有消极影响,原因是长期的FDI后向关联溢出强化了中国企业对外资的依赖性,进而减少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FDI的后向关联所带来的“创新抑制”效应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失踪”的重要原因。研究对于启发中国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及提升出口产品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股市跨行业系统性风险空间溢出关联及风险预测分析——基于尾部风险网络模型

基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和SIM单指数分位数回归技术,选取2012-2018年我国股市24行业指数周频数据,构建时变的跨行业尾部风险网络,通过网络拓扑结构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空间关联及潜在变化趋势。此外,引入ARDL模型探究网络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系统性风险的长短期效应,最后对系统性风险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我国股市行业板块间存在明显的系统性风险空间关联和传染效应,风险溢出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2)网络连边集中度HHI呈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在尾部事件期间,HHI指标显著增加,风险网络呈较单一的中心节点结构,网络稳定性差;(3)通过节点风险传播强度和中心化程度发现,仅通过节点内部属性判断节点的系统重要性已不够全面和准确,应结合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关联关系来判断;信息技术、医疗保健、商业和专业服务行业是风险网络中最有影响力的行业;(4)通过ARDL-ECM模型发现网络连边集中度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股市系统性风险进行了高度准确的预测。本研究可为监管机构有效识别我国股市中有影响力的行业提供参考,依据关键行业的溢出关联制定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对风险溢出效应设立预警机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

文章将时变溢出指数和复杂网络相结合,从外部冲击视角构建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关联网络,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冲击下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的路径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我国EPU与金融系统之间存在联动效应,并在风险跨市场传染路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金融系统中货币市场对其他市场的溢出效应最大,是金融网络的风险中心。分样本研究发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EPU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增强,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效应加重,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是风险的输出者,资本市场是风险的承担者。“8·11”汇改后,外汇市场受其他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增大,风险在市场间的传染不再是单向渠道,而是循环式的互动关系,金融风险传染特征呈现跨市场的风险共振。

FDI溢出效应对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对于处在经济成长期的我国来讲,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是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而FDI的溢出效应是促进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降低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采用我国23个工业行业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溢出效应对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水平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均对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前向关联溢出效应的影响相对较为明显。此外,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研发投入显著地降低了我国工业的碳排放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