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程序视野下国际体育兴奋剂处罚体系的发展

伴随着国际体育运动商业化的进程,兴奋剂成为困扰国际体育领域的重大问题。为减轻兴奋剂处罚体系多重性给运动员造成的负担,在国际奥委会的推动下,国际社会正进行着兴奋剂处罚体系统一化的努力。在这一进程中,应关注对运动员正当程序利益的保护,发挥国际仲裁院对个案的裁决及评价作用,推动各体育组织间的配合,使兴奋剂处罚体系更趋合理及法律化。

兴奋剂处罚与运动员权利保障的冲突与协调

对体育领域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进行处罚,以保障赛场洁净,保护运动员健康,维护运动公平,为各国体育界共识,并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形成一系列兴奋剂处罚规则。然而,兴奋剂检测与处罚规则尚存有瑕疵,给运动员造成负担,运动权利受到影响,并产生大量纠纷。因此,完善反兴奋剂规则,调整归责原则和检测方法,保障运动员的质疑及申诉权,是平衡兴奋剂处罚与运动员权利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我国反兴奋剂处罚救济机制的完善

我国反兴奋剂处罚机制重视实体处罚而忽视程序救济之特点长期为学术界和体育界所诟病。人权保护原则、惩罚与救济相适应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为反兴奋剂处罚之救济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借鉴域外相关经验,仲裁并辅之司法介入的方式对反兴奋剂处罚予以救济是实现反兴奋剂有效管理的制度闭环,考虑到目前国际形势和在我国现实国情,应将运动员在反兴奋剂处罚方面的程序性权利作为立法根基,同时建立行业内仲裁和适当司法介入机制为反兴奋剂处罚提供救济。

兴奋剂违禁处罚中“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从接吻引发的兴奋剂违禁处罚案件谈起

网球明星加斯奎特因接吻而引发的兴奋剂处罚案件,反映出兴奋剂违禁处罚过程中,"过罚相当"原则与"严格责任"原则是同等重要的,前者还是维护运动员基本权益的保障。但"过罚相当"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证据事实的认定主体不清晰,证明标准不明确,规则规定不够详尽等。为了更好地适用这一原则,应明确兴奋剂处罚的程序介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间,具有专门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对运动员提出申辩等程序权利宜明确和细化。

兴奋剂违规基准罚的认定机制:从法律类推到一般条款——兼论故意与过失的规范化

不同于2009年版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新条例直接将兴奋剂违规的基准罚建构在故意与过失的基础之上。故意性违规对应的基准罚是4年的禁赛,非故意性违规对应的基准罚是严厉批评、不禁赛和最高2年的禁赛。这样,如何判断故意性违规和过失性违规,则成为确认兴奋剂违规基准罚的关键。但是,故意和过失缺乏证据法上的可知性,以其为基础建构法律制度,则存在证明难的问题。为了解决故意和过失与证据法的冲突,新条例借助法律类推制度将故意和过失等主观要素客观化,使其适用直接成为事实判断,即,一旦运动员体内发现有非特定物质,即推定这是故意使用的结果;发现是特定物质的,则推定为非故意使用。但是,这种类推存在概念过宽和过窄的问题,为此,新条例又为故意和无(重大)过失规定了一般条款。对于故意而言,由于其核心是"欺诈",所以,条例规定中的故意仅仅是指直接故意,不包括间接故意。对于无(重大)过失而言,条例存在着特殊规定之间以及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定义)之间的竞合问题。就特殊规定之间的竞合,应当尊重运动员的选择;特殊规定与一般定义之间并不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而是其像故意的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一样,是"烟"与"火"的关系,前者具有推定功能,后者具有解释、矫正和补充作用。

2021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的修改评述——基于与2015年版WADC条款的对比

2021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回应了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了诸多争议问题。在基本原则部分,将健康提到基本原则的首要位置,新增运动员权利,体现了对运动员权利的重视和关注。在具体内容方面,修改和完善了兴奋剂违规的认定、罚责、救济与执行,从实体和程序2个方面强化运动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充分体现了兴奋剂违规处罚的相称性。虽然仍然存在着一些规定上的不足和适用上的模糊,但总体上应充分肯定2021年版WADC的进步与发展,需及时适应规则的调整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