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完善

文章以兴奋剂犯罪的刑法治理为视角,采用比较分析、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以最高人民法院《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依据,在对兴奋剂犯罪的刑法治理路径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探寻兴奋剂犯罪刑法治理的现实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思路,为兴奋剂犯罪的刑法治理提供参考。文章指出,目前兴奋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规制路径,但是依然存在着需要迫切改进的问题:罪名定性判断模糊不清、犯罪构成要件内涵不明和行刑法律规范衔接不畅等。兴奋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自我改革与完善:第一,完善兴奋剂犯罪的罪名体系;第二,明确兴奋剂犯罪构成要件的内涵;第三,构建兴奋剂“执法——司法”合作型工作机制。

论我国涉兴奋剂犯罪的刑法规制

要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以及体育强国的目标,涉兴奋剂犯罪之刑法规制的完善十分必要。全面检视涉兴奋剂犯罪的相关罪名,发现我国涉兴奋剂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罪名分散、附属刑法形式化、行为类型不完善、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问题,进而限制了我国兴奋剂法治理进程。借鉴欧洲诸体育强国打击兴奋剂犯罪的相关立法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完善建议:确立独立的体育法益,在相关附属刑法中制定罪刑罚则,乃至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反兴奋剂法》。增设非法提供兴奋剂罪,弥补对供应型行为打击之不足。同时,注重罚金刑和资格刑在打击涉兴奋剂犯罪中的独特价值,以期实现刑罚配置的科学化。

兴奋剂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兴奋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反兴奋剂行政法律法规为基础,通过司法解释对刑法相关规定加以明确,最终经过刑法修正得以形成完整的刑事法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整体仍然有效,应当与修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组合适用,以一体惩治包括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在内的兴奋剂犯罪。法益的把握和兴奋剂的认定,是司法适用的两大基本问题。应当注意,兴奋剂犯罪的保护法益包括公平竞争和公众健康两大超个人法益。无论是禁用物质还是禁用方法,都应当依据兴奋剂目录准确把握,特别是对兴奋剂的认定要把握物理属性和行业属性两个要件。下一步,宜及时推进《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修订,统一法律适用,为反兴奋剂斗争提供更为有力的刑事司法保障。

论我国涉兴奋剂犯罪的刑法规制——困境与进路分析

要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以及体育强国的目标,涉兴奋剂犯罪之刑事规制的完善十分必要。梳理涉兴奋剂犯罪的相关罪名,从理论层面发现我国涉兴奋剂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罪名分散、附属刑法形式化、行为类型不完善、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问题,进而限制了兴奋剂法治治理进程。通过比较研究,借鉴欧洲诸体育强国打击兴奋剂犯罪的相关立法经验,提出几点立法完善建议:确立独立的体育法益,在相关附属刑法中制定罪刑罚则,乃至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反兴奋剂法》;增设非法提供兴奋剂罪,弥补对供应型行为打击之不足。同时,注重罚金刑和资格刑在打击涉兴奋剂犯罪中的独特价值,以期实现刑罚配置的科学化。

我国兴奋剂犯罪的刑法规制:《反兴奋剂刑事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兴奋剂刑事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困扰司法实践的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行为定罪量刑的问题。但其中的一些条文覆盖面宽广,且涉及其他法律对兴奋剂属性的认定疑难,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仍然可能产生疑惑与分歧。因此,在分析《反兴奋剂刑事司法解释》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其具体条文进行了解读。提出《反兴奋剂刑事司法解释》颁布后应重视反兴奋剂行刑衔接工作的落实,提高反兴奋剂执法人员的认识,明确兴奋剂违规与犯罪竞合责任的承担方式,发挥法律的监督作用等建议。

兴奋剂犯罪概念刍议

本文从我国传统四要件理论出发，区分兴奋剂犯罪与毒品犯罪的界限。型构兴奋剂犯罪这一新型犯罪的犯罪构成。

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的司法适用

刑事制裁涉兴奋剂犯罪第一案判决的作出,标志着《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成为兴奋剂犯罪案件的审理依据。但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在补强反兴奋剂规则治理效果、衔接反兴奋剂规则处罚规定的同时,也存在致使兴奋剂犯罪处理结果失当的风险。如何规范适用该解释中的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成为后续审理兴奋剂犯罪案件的关注重点。为避免兴奋剂犯罪行为处置陷入规范冲突,在适用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时,应遵循兴奋剂违规处理程序的前置适用,并保持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体系协调。

西班牙兴奋剂争议解决:纪律模式和兴奋剂犯罪

虽然反对兴奋剂的各类国际法律文件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具有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包含不同的私法规则,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承认或在其国内法中进行修改,使其具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所期望的应有约束性,因此越来越有必要形成一套更加严格和有效的干预规范。随着体育运动与人权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各类体育组织和联合会也应当更加尊重保障人权的普遍法律文件,尤其是在进行国际体育仲裁时,尊重并保障被指控兴奋剂违规运动员的辩护权就相当重要。关于兴奋剂争议解决程序和解决方案,西班牙国家法院已有不同路径,但自2021年11月西班牙《反兴奋剂法》颁布以来,国家法院的权限受到限制,仅在某些情况下才能诉诸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此外,虽然西班牙在《刑法典》的危害公共卫生罪中规定了兴奋剂犯罪,同时规定了法院对国际范围内运输、贩运兴奋剂物质和方法的行为具有管辖权,但适用该罪名的有效刑事制裁较少。因此,在体育经济市场不公平竞争的大背景下,应当将兴奋剂犯罪列为一种经济犯罪进行惩罚。

《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第3条的适用问题解析

依据《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3条的相关规定,教练、医务等相关责任人员在负责监护和照顾未成年人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时,安排其在竞技体育赛事中非法、违规使用兴奋剂,若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将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不仅损害未成年人运动员与残疾人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也侵犯我国对兴奋剂的监管秩序与公平公正的体育竞赛秩序。在具体适用上需要注意对此罪行为对象、“情节恶劣”的认定以及与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之间的区别。正确地理解与适用该规定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推进竞技体育的公平公正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