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制度的历程评价与发展对策

在作出最终处理决定之前举行听证,给面临纪律处罚的运动员或体育团体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是国际体育运动中的通行做法。这样做法不仅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得出公正的处理决定,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自原国家体委于1995年发布《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暂行规定》以来,我国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制度经历了确立、发展和全面接轨3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各自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如今,对这段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不仅能理清理论研究的思路,而且能发现当前听证工作的不足之处,为切实保障运动员基本权利以及我国今后的反兴奋剂工作提供帮助。2015年1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20号《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范性文件《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与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同步实施,不仅完善了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体系,而且打通了国内机制与国际机制相衔接的通道。在今后的反兴奋剂斗争中,我国应在借鉴的基础上面向未来,让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制度在兴奋剂管制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修订相关规范性文件和保障听证效果的实现这2方面提出发展对策,以期为完善我国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制度有所裨益。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追诉机制的反思与建构

国际反兴奋剂立法蕴含着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我国反兴奋剂专门立法及相关立法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但是,在前者中行刑衔接不力,在后者中行刑衔接基本阙如,故难以实现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有效追诉。兴奋剂检查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不一致、兴奋剂样本取证难度大、责任主体沟通渠道不畅、移送监督机制保障不足等,是建构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面临的难题。为此,有必要先制定统一的行刑衔接基本法,然后针对反兴奋剂违规行为制定具体、专门的行刑衔接实施细则。在具体举措上,应当制定严于国际反兴奋剂法的检查标准,建立反兴奋剂机构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同侦查模式和兴奋剂犯罪情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案件移送的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