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古贤圣哲的“民本”思想,到了近代,一跃而为郑应观等人所总结的君民共主思想:“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再一跃,又为梁启超头脑中缩小了的“民权”思想。然“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何以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捕捉到“民权”一物呢?之后,又给予“民权”思想以何种新的内涵呢?在今天,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有一定的意义。 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藉船坚炮利,纷纷染指中国。

评维新派的“民权”观

戊戌变法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改良中国社会的政治方案.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一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会习俗的改革,似乎都是促使中国富强的“根本之道”.当他们反对封建科举制度时,好像“八股” 一废,就可人才辈出,中国也就可以立臻富强了,所以他们说。

论戊戍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民智思想

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对中国社会思想贡献最大的一点是输入了资产阶级民权论,并以之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和君权至尊思想,为中国社会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接触了近代文明的真谛,从而在真正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梁启超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员健将,文章风靡全国,人人争相传颁,其最为脍炙人口、最具征服人心的力量的文字正是他对封建君权的批判,对民权思想的颂杨。

论谭嗣同“民权”思想的意义

谭嗣同“民权”思想的提出，是以其对整个封建专制、纲常名教、宗法等级、陈腐文化及旧的社会习俗的批判为思想先导的，并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及设想，虽然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但其积极的思想建树和主张在思想上对当时和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有很大启迪。

民权与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长期以来作为1895-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最高峰载入史册。其间,康梁等改良派人士提出民权,要求改变旧的封建国家政权,使资产阶级获得参政的权利和机会,反映他们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的愿望,这与洋务运动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力量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把民权看成是衡量百日维新性质的尺度。而开设议院,是改良派民权思想在政治主张上的集中表现。本文拟从兴民权、开议院问题入手,深入分析百日维新期间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及其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百日维新以及各种派别的政治倾向的不成熟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前辈与同人。

梁启超与晚清西学翻译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史学家,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启新风气的一代大师,面对中华民族未有之变局,梁启超提倡西学,极力推动外国著作的翻译,以期“兴民权”“开民智”。值此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特根据晚清档案记载,追记梁启超致力西学翻译的历史片段。

梁启超与清末民权运动

二十世纪的大门刚打开,梁启超曾赋诗抒怀: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这首自励诗,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梁启超与清末民权运动的密切关系.梁启超提倡和鼓吹过民权,后来却反对和抵制民权.这样一位"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的历史人物,在清末民权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如何评价?对此,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试图从清末民权运动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论康有为的“开民智”思想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以社会改革家著称。他也是一位极具睿智的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他在宣传变法、致力于社会改造的同时,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揭起人道主义的旗帜,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呼唤人的自主权利,高扬人的理性,推崇人的智慧,开拓了近代启蒙的新时代。其“开民智”思想的主旨,是要通过张扬人的理性以实现人的改造,实现国民性的改造。本文对他的“开民智”思想试作评述。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述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新中国未来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内心矛盾斗争的真实反映和小结。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不能不对这篇小说给以高度重视。 提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近代文学史家常冠之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作。从小说的最终倾向来看,这一评价似乎不成什么问题。但作为史学研究,光给作品戴上一个定性的大帽子,并按此推断其历史作用,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因而必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本文拟就《新中国未来记》问世前数年间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及这篇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作一具体分析。

世界蓝图与中国策略——康有为、梁启超启蒙思想之比较

康有为、梁启超共同领导了戊戌变法,成为维新派的领袖。两人对于救亡图存的设计沿着全球规划与中国策略两条不同的路径展开,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差异乃至对立。康有为推崇平等,梁启超向往自由。康有为主张"开民智",梁启超在主张"开民智"的同时,呼吁"兴民权"。康有为秉持世界主义,梁启超坚守民族主义。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之所以呈现出诸多差异乃至分歧,有性格或表述方面的原因,更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审视以及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抉择。

再论康有为与“君权变法”

本文认为康有为早在首次上书清帝之前，就已形成君权变法思想，此后一直坚信其为中国变法最理想的方式，从未改变这一基本立场。君权变法模式中君权与变法不是等量齐观的关系，大量史实表明，君权只是前提或手段，变法才是根本目的。君权变法与兴民权之间里存在很大矛盾，但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戊戌变法中维新派政治法律思想及启示

戊戌变法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一场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通过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等措施 ,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控制 ,走上富强的道路。戊戌变法的失败留给后人很多思考。本文通过对维新派政治法律思想的述评 ,进一步分析了他们的这些思想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思想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并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的经验和教训。

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及其他——与房德邻同志商榷

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不能概括为“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上清帝一至四书中设计的议郎制主要起通下情的作用,而缺乏兴民权的意义.第五书则主张君权变法成功之后再开代表民权的国会.维新派希望戊戌年立即开设的是制度局.从“设议郎以通下情”到“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表明了维新派政治纲领的不断进步.对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等原因,而不是维新派的个人境遇.

谭嗣同与王船山

谭嗣同和王船山分别是我国十九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两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从王船山到谭嗣同,历史虽然走过了近两百年的路程,但是,由于那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锐意改革,振兴中华的强烈要求,使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

论戊戌维新时期的学会组织

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时期创立的众多学会,是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反映。尽管这些学会还有很大的弱点,但他建立的本身就是对封建政府关于“士人干政”禁令的否定,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维新派通过集会,办报等方式为变法大造舆论攻事,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梁启超政治改革思想评述

甲午战争前的约三十年,清庭最有声色的活动就是推行标榜“自强”、“求实”的洋务新政。然而,一场甲午战争,又使中国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沉重的赔款负担,使洋务新政吹上天的“富强”光环消失了。中国的大地上仍笼罩着贫弱的黑暗。朝野人士为此议论纷纷,维新志士更是群情激昂。于此之时,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论》的前十一篇及其他文章。对洋务新政的所谓富强之道进行了批评与检讨,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改弦易辙,从而显示出洋务派与维新派思想主张的分野,展现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进程的一个环节。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的爱国思想浅析

当历史刚跨入二十世纪之时,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曾写了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预言二十世纪的新世界,中华民族必将“雄飞宇内”。这首诗歌和他在戊戌变法前后写的一系列爱国诗文,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救危立国的伟大抱负和高尚情操。今天,批判地继承这一爱国思想的宝贵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追寻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发展历程──评《深沉的民族反省》

追寻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发展历程评《深沉的民族反省》李宏生赵慧峰近代中国在使国人饱受“落后挨打”之痛楚的同时，也因其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人深思、催人奋起，所以，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最富思辨的时代。有所思便有所得，那些艰苦思辨的前人以及他们的忧思情怀往往是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