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设置与军务重心变迁

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的设置,与湖贵镇守总兵官的裁撤相互关联。贵州镇守总兵官常设后,明廷先后将设于贵州境内的湖广平溪等四卫,以及湖广、四川与贵州交界地区的众多地方建置划归贵州镇守总兵官兼制。嘉靖后期,明廷将贵州镇守总兵官的驻地由贵阳迁往铜仁。此后,贵州镇守总兵官曾一度因杨应龙和奢安之乱迁回贵阳,但不久后又复驻铜仁。从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兼制区域与驻地变迁可知,明朝后期,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军务管辖重心已由贵阳移往黔东。

明蓟镇总兵官考略

蓟镇为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担当着拱卫京师的重任,而在边镇戍守中,总兵官的作用尤为需要。本文以唐山境内明长城实地调查的长城碑刻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对明代总兵官的设置及蓟镇历任总兵官的情况做了初步的分析整理,以为更进一步的长城研究提供依据。

浅析积极心理学对兵官健康教育的运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积极心理学对人 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心理学对部队人员的心理健康和素 质培养都显示出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充分 利用积极心理学实现兵官心理健康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心理学的出现是为了重新塑造新型人格,提高人类的生命价值 和意义,再加上兵官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运用积极心理学协助兵官塑造完美的人格对国家和谐、世 界团结有着非凡的意义.

明代漕运总督与漕运总兵官关系研究

有明一代,漕河是连接中国南北方重要的运输干线。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漕河更是成为连接南北经济的命脉。明朝初年,设立了漕运总兵官来总管漕运事务;景泰年间,设立了漕运总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漕运总督逐渐侵夺漕运总兵官的职能与权力,甚至剥夺了漕运总兵官的军事职权。二者关系变化的背后,蕴藏着明王朝文臣代替武臣治国的趋势。研究二者关系,对明代漕运制度乃至行政、军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清贵州安笼等处地方总兵官林孺墓志考释

林孺,安溪人,曾任福建台湾镇游击、广东督标参将、湖广宝庆协副将、贵州安笼镇总兵、福建海坛镇总兵,参与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之战,立有大功,是清初颇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墓志铭内容丰富,叙述详明,详细记载了林孺家世和个人的相关事迹,以彰显其卓越功绩。此墓志铭可补史家之未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地方统兵官体制研究

宋代地方统兵官的源头是始置于北周的、作为行营或地方高级统兵官的大总管,宋代称马步军都部署。英宗继位后,避讳,改都部署为都总管。在太宗朝,都部署有成为禁军屯驻地方重镇统兵官之趋势。"澶渊之盟"后,宋辽休战,真宗罢"行营"之号,标志着都部署由中央临时差遣出征的统帅向地方驻扎的统兵官之演变。至仁宗朝出现"路分部署、兵马钤辖以上"之称,表明都部署统兵之制度化、规范化,路分部署体制完成由战时统兵体制向和平时期地方统兵官体制之转型,脱离了中央三衙禁军的军事编制。神宗熙丰"将兵法"推行后,既有路、州马步军部都署与兵马钤辖,又有诸路正将、副将,产生重叠。至南宋初,战时统兵体制宣抚司、都统制、制置司体制取代了宋辽交战时的行营都总管体制,但地方诸路州郡帅臣带马步军都总管或州兵马钤辖不废,名分为管"州郡分屯"之兵,维护地方治安而已。宋王朝为收回地方军权而构建的地方统兵体制,即都总管、兵马钤辖、兵马都监、巡检分布于路、州(府、军、监)、县三级的"州兵官"体制,与中央"枢密院——三衙"统管下的御前诸军、屯驻大军的都统制、统制、统领、将副官"统兵战守官"体制,合成了两宋地方准军事力量负责维稳与中央正规军负责对外防御之军事体制,这是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篇章。

陈瑄与明代漕运总兵官的体制化

明初洪武年间漕运以海运为主,武将统领。太祖曾仿效元朝旧制,设置京畿都漕运司,长官为都漕运使,但该部门在洪武十四年就已罢设,与洪武时期的海运并无瓜葛。永乐年间漕运经历了由海运向河运的转变,其间河道开凿、漕运实践、漕运制度建设,陈瑄均参与其中,且居功至伟。不唯如此,陈瑄还将临时差遣的漕运职官,成功地演变为体制化漕运总兵官。

明代的天津总兵官

在明代,作为高级武官的总兵官主要分为三类,即征伐总兵、镇守总兵和漕运总兵。其中,镇守总兵以一镇为辖区,有固定治所,前后更代,一般与巡抚、镇守内臣(时设时罢)等掌管一镇军事、行政及监军等事务。

宁夏总兵官史昭

史昭,安徽合肥人。青年从军,思维敏捷,勇敢善战,具有较强的军事才能。永乐初年(1403),他因多年屡立战功被授予都指挥金事。永乐八年(1410),史昭充任总兵官,镇守凉州。凉州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东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史昭来到凉州后,下级军官老的罕开始与千户虎保一起叛乱。叛乱平定后,虎保兵败被杀,老的罕投降并接受招抚。

北京市崇文区出土清代台湾总兵官印

1980年5月,北京市崇文区后池西街(原龙须沟)施工中,在距地表2.8米的黑色淤土中发现四颗清代关防铜印。①"监督四川夔关关防" 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铸造。②"分理清查松江府属钱粮之关防"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铸造。

郑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论

在郑成功及其子孙与清朝抗争的整个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郑氏官员降清的事件.除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率领全体官兵归清以外,在史料中还可以查出八、九十起之多;降清官兵的具体人数无法统计,其中仅总兵以上的官员就达60多人。郑氏的近亲如郑成功之弟郑世袭(即郑淼),族亲如建平侯郑泰之弟郑鸣骏、子郑缵绪,定国公郑鸿逵之子郑耀吉,郑芝豹生母黄氏,高级将领如忠勇侯陈豹、忠靖伯陈辉、水师提督永安伯黄廷、庆都伯王秀奇、督理五军戎务兼管前军事总兵官左都督周全斌以及著名镇将施琅、黄梧、蔡禄、杨富、何义、杨来嘉、林顺、杜辉、蔡仲琱等都先后背郑投清。有些论文已经从清方的招抚活动和政策的角度作了探讨,本文则着重从郑氏方面进行研究。

北宋的“兵官”“使臣”与“军员”

北宋军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兵官与军员的分立,与一般意义的军官不同。北宋特定的立国背景和分军权之观念,使得统军之权归兵官、使臣,而军员隶属三衙,两者皆为边防力量的必要构成,却分属不同群体。文中分析了军校与兵官差别所表现的诸多方面,并分析其原因。在北宋地方统兵体制下,两者之间的隔阂和摩擦对北宋军队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随着局势的改变,尤其推行系将法之后,新军制逐渐确立,兵官逐渐融入到军队中,而军员也部分获得武官官资,并拥有新军职,双方之间的隔离也随之打通。

甘南岗岔摩崖题记“总兵官征西大将军”指沐英

甘南州合作市岗岔摩崖题记是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一处与明代河洮地区军事及民族关系有关的重要文物点。近年来,甘南州的部分地方史志学者及文博界同志在研究中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或认为涉及明代'征西大将军安吉神武(或安吉神)'。本文从是否存在'征西大将军安吉神'、'征西大将军'指谁、题记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时间三个方面作了分析解读,否定了'总兵官征西大将军安吉神'的存在,用排除法得出'总兵官征西大将军'应指西平侯沐英的结果,推断出该题记可能是明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批回还的西征将士所留,并推定题记第1行文字当是'大明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13字。进而认为,该题记是与明初沐英率军西征甘青地区叛乱吐蕃部落的重大军事活动有关的真实记录,对研究明初维护西北地区稳定和民族关系具在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对其进行科学保护,使之永存,作为史鉴。

明代镇守宁夏镇总兵官考（二）

正德六年(1512)十二月，由都指挥佥事，协守宁夏副总兵，升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宁夏。志书称其“博通武略，雅尚儒文，用兵惟务持重，当道咸奇其才”。而被陕西御史王廷相参劾其“屡失边事”被革职。余不祥。

可爱的救灾官兵

我不忍心在这繁忙劳累的时刻来受访你 但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天职的写诗人 我又不得不来采访你 在你疲倦的笑脸上

明代营兵制初探

营兵制是明代军事制度中久被忽略与曲解的制度。本文初次涉足这一领域，作一些尝试性探索。营兵与卫所军、营兵与募兵的关系，是认识营兵制问题的关键，本文即试图从其关系中把握营兵制的产生与发展脉络，从而正确理解明代独特的军兵并存现象，正确认识明代军事体制。

明代兵备初探

兵备在明代边防和内政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督抚从临时差遣到常设的演变，兵备道也成了常设和遍设，它和督抚一同构成了明代省级体制和以文统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备的普遍设置是在成化、弘治以后，其职责范围因地而异，然主要负责军事。其设置在明代地方军事政治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因其设置因事频增，加之承平日久，以及官员额的增加，反而削弱了基层政权。

南明官印集释

甲申之变,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建号称帝,是为南明始,历弘光、隆武、永历诸朝,直至公元1683年台湾为清所并,前后维持40年.时虽不长,其间却有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视前代为尤盛,孙延钊曾评述这段历史谓:“然一时忠贞壮烈之气,充塞苍冥,蟠郁于黎庶之胸宇,积岁月而不散.……其事其人。

吴三桂起兵云南兵力是多少

吴三桂镇藩云南时兵力究竟是多少?对此能作直接回答的只有《圣武记》与《清史稿》两部书。今引之如下: 《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云:“三桂藩属五十三佐领,绿旗兵万有二千,丁口计数万。”《清史稿·吴三桂传》所记与《圣武记》略同,不过可与《圣武记》互相补充。其云:“三桂所部五丁出一甲,甲二百置佐领,积数十佐领。……三桂疏请部勒降兵,分置十营,营千二百人,以降将为总兵。”

略谈《金瓶梅》中的职官名

《金瓶梅》中不同的职官名计有188种之多。这许多职官名,既不能因作者标榜作品是写宋徽宗时事,而认为都是采用宋官制;也不能因作品实际是明季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而认为其中职官名即采明制;而是错综复杂,古今兼用,其中不少甚至还是作者故意虚拟以示讽刺的。了解书中职官名的来由,有助于深入地理解这部小说,也有助于了解作者的为人及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