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年的徽州兵灾与自救活动

1926年,孙传芳领导的“五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有三支联军残部先后过境或驻防徽州,期间对当地社会秩序造成较大冲击。徽州社会遭遇了咸同兵燹以来最严重的破坏,不仅对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影响颇重,甚至传承已久的徽州文化都受挫明显。为此,徽州本地人和旅外徽州人一方面力所能及地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一方面多方呼吁各方介入与孙传芳接团的谈判工作,力求将损失降至最低。1926—1927年徽州兵灾反映了变动社会秩序下北洋军阀的流入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也反映出不能保境安民的北洋军队必然被革命军队和富有正义感的民众汇成的革命力量淘汰。

醴陵兵灾与湘雅赈灾

1917年10月至1918年4月底,南北军伐在湖南作拉锯战,战场中心主要是醴陵县城。彼时称之为“国军”的军伐部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并数次纵火烧毁民房及店铺,使醴陵城区几乎化为一片废墟(见长沙版《大公报》1918年6月7日第6版),史称“醴陵兵灾”。《大公报》1918年5月至6月曾先后刊发《醴陵兵灾惨状纪实》《醴陵公民报告兵灾详情》《观醴陵兵灾影片纪实》等文,向世人披露“醴陵兵灾”的惨状。这次兵灾受损最重的醴陵县城仅剩28人,他们对世人说:我们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孤苦伶丁,并不想活。在这场浩劫中,醴陵全县共有47901户受灾,21542人被杀,14752栋房屋被焚毁,10490户的农田荒废,财产直接损失计19410281元。

20世纪20年代河北兵灾初探

兵灾,是因战争而造成的骚扰和灾害。20世纪20年代的河北,军阀连年征战,致使兵灾频生、种类纷杂、祸及面广。兵灾破坏了农业生产、打乱了农村社会生活秩序,给农民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和精神上的极大伤害。兵灾的根本成因是社会关系失调引发社会环境失控,兵灾问题的解决也只能通过社会变革来完成。

增祺与日俄战争前后的兵灾赈济

日俄战争,给东北三省之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盛京将军,增祺在日俄战争前后,都进行了赈济活动。日俄战争期间,他首先设立机构,救济难民,并招集流亡;其次,创办粥厂,解决难民口粮问题;第三,与俄国照会,为难民争取更多生机;第四,多方筹资,资济难民。在赈济过程中,增祺竭其力慰民心,安民生,众多难民得以幸存于涂炭之中。目前学界对增祺的研究因其被迫与俄国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问题而多有指斥,这显然有失全面,其实,增祺在日俄战争前后赈抚难民之功,应给予肯定。

李秉衡与清末兵灾赈济

作为清末督抚级重要人物,李秉衡在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及之后都进行了赈济活动。在中法战争期间,他首先设立兵站,截留散兵溃卒,整顿军队,加强军需饷械的运输和管理工作;接着又创设医局,救治伤病员。战后继续救济流民和游勇,以工代赈修复镇南关和龙州,奖恤殉职官员。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为保障战时供应,李秉衡多方筹集粮饷,解决兵民的生计问题;战后全力赈济灾民,致力于灾后重建;抚恤官员;重视安置游兵散勇;协赈其他灾区。李秉衡在清末战争状态下的赈济活动,乃晚清兵灾赈济的标本,是后人透视时代原貌的窗口。

清末民初南京地区的水灾、兵灾、疫灾

近代以来,由于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平衡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长江下游包括南京地区在清道光年间连续遭遇特大水灾,数年的灾荒以及由此造成的灾民遍地、民变四起、社会动荡,为太平军进入南京并在长江流域地区迅猛发展提供了条件。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南京地区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激烈战争的最重要战场,长期的战争给南京人民带来多次可怕的疫灾,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战争后期,攻入南京的湘军对太平军与南京人民残酷的屠杀与劫掠焚烧造成“兵灾”,给南京留下巨大创伤,历经数十年未能恢复。1913年,北洋军在镇压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后,攻入南京,南京再次遭到浩劫。这些水灾、兵灾与疫灾,对南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近代化进程造成惨重的破坏。

日俄战争中奉天兵灾赈济述略

日俄战争期间奉天人民生灵涂炭。奉天地方政府在红十字会和各省官绅、商民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赈济措施,援救难民于水火,开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先河。

试论1904—1905年奉天兵灾中上海万国红十会的活动

日俄战争以奉天为主战场,奉天人民遭受无妄之灾,生灵涂炭。为援救奉天人民于水火之中,一个非官方的救助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应运而生。在上海万国红十会和全国绅商的共同努力之下,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赈济措施,援救难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河。

护法战争期间湖南红十字运动的兵灾救护

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为南北军争逐的主战场。护法战争作为民国前期最为激烈的战事之一,中国红十字会和湖南的红十字分会迅速对其展开了战争救护,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次救济运动对中国红十字会和湖南各地分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为后期湖南红十字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1900—1905年辽阳州蒙受俄日兵灾述论

辽阳位居奉省中部,是东北的历史名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军队以镇压义和团、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入侵东北,占领辽阳州,盘踞近5年之久。此间,俄军扣车、抓夫、占房、搜抢牛马,在大战临近之际又扒城墙、修道路、建碉堡、挖堑壕、布陷阱、埋地雷、架设铁丝网,为此拆房毁坟、霸占田地,致使当地官民苦不堪言。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军发动辽阳会战,大败俄军,取而代之。在两军交战期间,辽阳州民众死于日俄枪炮之下者达450余人,财产损失近270万两白银。日军占据辽阳州后,对政府和人民发号施令,甚至拘押辽阳州知州,侵犯中国主权,其他扰害民众之事不一而足。当地官民也奋起自救,协调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救济难民。总之,1901—1905年间的辽阳州俄日兵灾构成了晚清东北史上的一段典型时光,由此折射出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社会里的悲惨命运,至今回想,仍令人感愤不已。

广学流慈——曾志忞史料殆尽之欤?

文章以新史料为据,勾勒出曾志忞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其"毁家北逃"的原因,也浮出水面;文章特别对学界关注的曾氏北京时期的"中西音乐会",以大量史实予以披露;在以往对曾志忞研究中,对其京剧改革抑或教育立场有各式读解,作者在辨析的基础上,利用全息性历史讯息,以多种立场、不同角度及诸样方法,在"既不想象,也不联想"的前提下解读曾志忞,使这一历史人物,既鲜活灵动,又平实可信。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

教会对战地的慈善救济——以民国时期的湖南地区为例

民国时期,湖南的兵灾主要发生在南北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湘的教会力量积极参与每次重大的兵灾救济,通过治疗伤病兵、救济难民生活等方式,缓解了战争给社会正常运转带来的压力。教会进行的兵灾救济还在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培植非国家力量、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教会的兵灾救济活动是湖南近代灾荒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8～1930年河南旱荒探因

河南在地质、天文、地理、气象等方面的变异,是导致旱荒发生的远因;发生于1928～1930年的干旱,以及兵灾匪祸所造成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混乱,是旱荒形成的近因;灾害期间,当时政府救济不能及时奏效,也未能扭转干旱演变为饥荒的趋势。

湖南辛酉春荒(1921年)及成因之考察

自古以来湖南就是全国粮食最重要的产区之一。明清以降,湖南的粮食生产仍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然而,湖南却于1921年春夏间发生了空前的春荒。春荒具有延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的特征。导致此次空前春荒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尽管存在气候失调、粮食减产等因素,但基本原因却是兵灾匪乱与沉重的捐税负担,弄得民穷财尽,湘民承受灾荒的能力十分脆弱,以及省县财政濒于破产与金融枯竭,遭遇春荒,挽救乏术,结果使春荒越演越烈。总起来说,七分系兵灾匪祸,三分为水旱等天灾。

元代皇家五福太一祭祀

元代皇家道教祭祀名目繁多,《元史·祭祀志》提到太一祭祀時有云:'五福太乙有壇畤,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1〕按,五福太乙即五福太一。唐宋以來,太一神祭祀漸趨興盛。所謂太一,一般指五福、君棊、大游、小游、天一、臣棊、直符、民棊、四神、地一共十神。另一説法則指太一、五福太一、天一太一、地一太一、君基太一、臣基太一、民基太一、大游太一、九氣太一、十神太一〔2〕。其中五福太一所至之處,没有兵災,人民豐樂,尤爲朝廷所重視。據學者研究,五福太一理論最早出現於晚唐的四川。《唐國史補》卷中曰:'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之記。

“世外小桃源”的独特古民居群

江宁县龙都镇的杨柳村,位于镇区北边,村庄排列呈一字形,坐北朝南,东西长,南北窄,背倚马场山,南临杨柳湖,山青水秀,境幽景美,随处剪取皆可入诗入画。且因地处僻境,虽县境多经兵灾之乱,独此地一直较为安宁,由此,人们给了它“世外小桃源”的美誉。 然而,杨柳村所以名闻遐迩,还不只是因为它景美静谧。

富春山里的清新之风——记画家何新来

新来兄,富春林峰山中人。兄喜酒,每酒必欢饮,饮中多放言,其言虽直杂但坦荡从容,信马由缰,往往发自兴情而能震响听者心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之根本在于情性。情性玄远奥妙,不易把握。然而人之形躯秉元气而生,阳气施而为性,阴气化而为情,依五行而成形躯。因此,人物识鉴可凭外在形质初发,进而探求内在情性。新来兄正脸方鼻,虎目龙眉,体硕肢壮,粗发布衣。故有人戏称他为'帮主'。细忖其号实可另说,其一说是新来兄性格中极具江湖侠气,其二说他画画时呈现出的山林豪劲之气,其三是他一口让人要慢听细味的'乡普'大嗓门,毫不掩饰,赤子性情。三者相合,其画面中隐然号令所绘藤石松竹,布阵劲拨之势夺然而出。称他是'帮主'而不称'将军'不是他外貌气度还不够而是他气性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