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兵部尚书任职考略

在明王朝27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为了适应政治和军事的形势,统治者对兵部尚书的任职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兵部虽表面上具有独立性,但其权力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至高无上的皇权对兵部尚书权力的限制,周密而多层次的牵制政策对兵部尚书权力的制衡,宦官对兵部尚书权力的掣肘。明代兵部尚书的任职情况,反映了明代兵部机关最高长官仕途命运多舛以及明代极端的君权,更暴露出明代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明代兵部考论

明代兵部是明代中央的政务执行机关,它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日常军事管理的有序运行,是在继承隋唐、宋元旧制的基础上,根据明代的具体情况而设立的。它的机构建制空前完备,职掌全面而繁剧,并实现了兵部对武官系统的统驭。明代兵部的权力大而不专,是明代君主专制的保证,但兵部权力"大而不专"虽然规避了君权旁落,但导致兵部对地方军事领导无力,与此同时,它受到皇权、阁权、宦权、科道权等各方面权力体系的制约,各权力体系之间在皇权的支持下虽时有协调,保证了兵部职能的运行,然而也不免处处掣肘,对它的运行效能产生消极影响。

别样的爱杭州情结——清兵部右侍郎朱智传略

杭州人爱杭州,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精英辈出,从杭州走出来的文人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历朝历代颇不乏人。但是,杭州人爱杭州的方式,却是各有不同:有的人在口头上爱,或歌而颂之,或广而宣之;有的人在心灵深处爱,时时刻刻将杭州的人与事铭记在心;更有人在行动上爱,一举一措,都想着为杭州做些实事。

明兵部右侍郎郑汝璧述略

明朝郑汝璧登进士后,任官近四十年,最后升至兵部右侍郎,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全文从名起京师、仙山日月、威震塞外、巡抚山东及总督宣大五部分略述了郑汝璧一生的主要事迹。

明中后期兵部的白银财政及与京师各部的财政关系

明代兵部也有财政职能,有独立收支。明初兵部便有皂隶、马差、驿传等财源,但在实物劳力财政体制下,各役按需设置,无法用货币统一度量,收入规模难以知晓。明中叶后,随着赋役折银走向定率、定额等,兵部逐渐有了大量白银收入。兵部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武库司和车驾司,类项有皂隶银、马价银、柴炭银、筏夫银、驿传站银等。明后期,两京兵部白银收入规模约有902.74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约有888万两,南京兵部约有14.7442万两。解往两京兵部银库的白银共约157.1242万—188.38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贮藏约142.38万—173.64万两,南京兵部贮藏约14.7442万两。明后期,南京兵部建立总库对各司白银收入进行统一管理。但直至崇祯末,北京兵部仍未建立统一银库,四司各有收入,分别管理,较为混乱。兵部所藏白银主要用于军费、公费开支,但在开支时,兵部与户部、工部间存在着财权不清、财政挪用、互相推诿等问题。

“兵部行《市办药料星赴督师军前》稿”的药学价值

文章分析了"兵部行《市办药料星赴督师军前》稿"的药学价值。分析结果表明:兵部市办的药料主要为矿物药、外用药和毒药、温热药;相比较而言,药物价格有增长的趋势;所购药物可能来自北京东城;药物不仅用于治疗疾病,而且用于制造毒药武器。

杜牧《兵部尚书席上作》新考——与吴企明先生商榷

杜牧《兵部尚书席上作》一诗自见于孟棨《本事诗》以来即引发了无数争论,有以此诗为伪诗者,有以此诗为杜牧诗者,而关于诗歌中之本事更是见仁见智。本文结合有关本诗、本事的文献材料进行分析认为,《兵部尚书席上作》一诗为杜牧原作。

内江市出土明代兵部尚书阴武卿墓志

1985年5月,内江市西郊14公里处的白马电厂在施工中,发现明代南京兵部尚书阴武卿夫妇三人合葬墓。墓顶距地表0.6米,方向正北。墓室呈“日”字形,前部份为墓道,后部为墓室。四室并列（自西向东,依次编号为m1、m2、m3、m4室）。

明代南京兵部船厂位置考

为深入研究明代南京造船业,需厘清船厂的位置和分布。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宝船厂和龙江船厂,南京尚有兵部下辖的造船厂、拨船厂和带管的黄船厂,它们与宝船、龙江二厂的关系则较为模糊。以往观点,或以为这三厂在龙江船厂内,或以为在江淮、济川二卫驻地。但这些认识均与《南枢志》及《南京都察院志》记载不符。结合二志与其他南京志书的地理材料,考证西城门外船厂坐落铺行的位置所在,发现三厂位于南京城西秦淮河西畔,从北往南依次排列。具体而言,黄船厂位于定淮门南、清凉门北;拨船厂位于清凉门南、石城桥北;造船厂位于石城桥南、西城兵马司北。

明兵部尚书阎仲宇夫妇合葬墓

1973年3月下旬,陕西陇县城关乡祁家庄村社员在浇地时,发现一座古墓。该墓位于陇县城西约1公里处,北靠小山,前面为一与县城相连的开阔平原,南北现各修有陇天公路和宝平公路,在距墓地约300米处有阎仲宇之兄、进士,吏部考功郎阎仲实所建的汧山书院遗址(图一)。4月中旬。

清代兵部的沿革与承变述略

清代承袭了明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设立六部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但是机构的设置和职掌略异于明代。六部中兵部变化较大,其权限小于明代,一些具体办事机构的分工上也与明代不同。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复原与撰写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是由S6161、S3329、S6973、S11564、P2762号五个卷号六片拼合而成.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把S3329号称作“张氏修功德记”,S6161号称作“残表状”,S6973号称作“张议潮别传”,P2762号称作“张淮深修功德记”.1957年翟林奈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指出S3329号后接P2762号.1964年藤枝晃《敦煌千佛洞的中兴》(《东方学报》第35册,1964年)将S6161。

《兵部手集方》的历史文化考察——以其中两个验方为中心

《兵部手集方》由唐人薛弘庆据兵部尚书李绛所传药方整理而成,其中的“疗毒疮肿”方和“疗多年恶疮”方,对卢坦、李吉甫、武元衡等当代名人的疾病、治疗过程及验方疗效的叙述,虽极简洁,却不乏文学性。其中所蕴含的人事纠葛与中唐医疗发展状况,可补史籍及文人别集之不足。验方在后世及域外的广泛流传,与验方中的医疗叙事遥相呼应,是其特殊疗效的历史验证。在打通医疗、历史、文化乃至文学之壁垒的前提下,对两个验方予以细致考察,不仅有助于推进唐代医疗史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唐医疗文学研究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值得予以重视。

明代兵部尚书与宦官关系考

兵部尚书职掌的范围涉及军事管理的各方面,对明代军事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防止兵部尚书权力过大,中央朝廷给予宦官一定的权力,兵部尚书与宦官形成内外双轨制。明代宦官具有代皇帝“批红”、传奉圣旨、监军、出使、镇守、侦讯、影响官员人事任命等权力,是替皇帝监控朝臣的“家奴”。明朝宦官利用职权对兵部政务横加插手,同时又不受兵部尚书节制,使兵部尚书的行政调度更为艰难,行政运行效能更为低下,军事管理更为混乱。明代兵部尚书与宦官关系的演变体现了内外廷权势的消长与明朝中央政治权力的互相掣肘,对明代军事指挥系统与军事格局产生了消极影响。

洪武时期都督府与中书省、兵部关系探究

明代都督府作为国家法定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在有明一代,特别是在明代初期发挥了巨大效用。明代都督府与中书省、兵部关系,以洪武一朝为例,都督府与中书省在洪武三年前以中书省为主,将领任职、军务管理集于此。洪武三年后,职权转归大督都府,但受兵部的牵制。但在明朝五军督都府是掌管军事的主要机构。

刘行明兵部左侍郎张任家族墓调查清理纪实

张任家族墓,习称"张家坟山",位于宝山区刘行镇王宅村相家桥西北,《康熙嘉定县志》卷一二《坟墓》:"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赠兵部左侍郎张任墓在广福镇南万历八年敕建";《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石冈广福合志》卷四《张任墓神道碑》记"塋在沙浦原为天子所赐其葬也";《刘行志》记载:张任墓在王宅村相家桥西北,地处沙浦河北岸与正义大队交界,距离河岸20米左右是一座高大的石牌坊,高250厘米,中间两扇门,左右各开一扇边门,牌楼上石刻浮雕,横额上刻"兵部左侍郎张公君"八个正楷大字。

后晋兵部尚书任景述墓志考释

后晋故兵部尚书西河任景述墓志,1997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鱼化寨章浒村出土。1997年10月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志盖为覆斗形,篆书“大晋故西河任公墓志”,3行,行3字,共9字。四刹线刻蔓草及十二生肖纹,盖66×64厘米,志67×65厘米,志石附图,楷书39行,行38字,除空格外,共1383字(见图)。兹将墓志铭原文抄录,并标点于后。

元丰改制与宋代兵部职能的变迁

宋代兵部在元丰改制前机构虚化,主要职能被枢密院与三班院所分,仅掌乡兵、武举、卤簿、仪仗等事。元丰改制后,兵部正名复职,分割了枢密院对于厢军、归明归正人、驿传、蕃夷、马政、武学等日常军政事务的管理职能。兵部与枢密院同为军政管理机构,虽职权不重却与枢密院相互维制,成为宋代相权逐渐侵夺枢密院军权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了宋人轻重相制的统治原则。

杭州籍明代兵部尚书胡世宁

贤臣不虚生，天为国家辅。世守有武功，清节更可取。这是清代丁丙编纂的《武林坊巷志》第七册《同仁祠·读史诗》中的一首诗。诗中歌颂的世宁，即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胡世宁。胡世宁(1469～1530)，字永清，号静庵，谥端敏，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明史》卷一百九十九，有《胡世宁列传》。

兵部尚书的设置始于何时?

《通典·职官》记:“(三国)魏置五兵尚书”(《宋书·百官志》记:“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晋初无,太康中乃有五兵尚书,而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原注:“晋虽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然尚书唯置五兵而已,无七兵尚书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