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具体打击错误的处理路径——法定符合说之提倡

探讨具体的打击错误的处理路径主要是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之争,但是在争论中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具体符合说在处理具体对象错误和具体打击错误时,对故意认识程度要求不一致;在区分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上,缺少明确标准;在同一构成要件内讨论具体打击错误,不应再“具体化”构成要件;对于一些案件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处理打击错误时还会导致处罚漏洞产生。法定符合说不存在所谓的构成要件抽象化,要注意区别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法定符合说是等价值说,在防卫对象打击错误的案件中,对象地位不等价,需要另外讨论;在并发案件中,数故意论确实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可以尝试用主观归责方式解决。且法定符合说在平等保护法益、预防犯罪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值得提倡的合理学说。

论具体打击错误之处理原则

在事实错误论中,具体打击错误是主观认识错误而非客观行为错误,对该问题的处理,也引起了普遍的争议。作为事实错误之不免责理论,法定符合说是建立在抽象犯罪观基础上的刑罚选择,有其无法避免的弊端;而具体符合说虽较法定符合说在处理结果方面更具合理性,但在具体标准、错误区分等方面遭受质疑。故采用故意对应理论来处理具体打击错误问题,即仅在主观要素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相对应的情况下才成立故意,其因符合故意的认定规则,遵循犯罪预防理念,契合责任主义要求而更具合理性。

论具体打击错误的处理方法--法定符合说之选择

具体打击错误是结果错误,根据行为人对结果的不同心态,具体打击错误分为故意打击错误、过失打击错误、意外打击错误。具体符合说仅仅解决了过失打击错误类型,不当缩小打击错误成立范围。法定符合说遭到具体符合说多方面的指摘。指摘的实质是认为法定符合说将行为人过失认定为故意,这是对法定符合说的误解。法定符合说具有处罚全面、处罚合理、符合裁判实践、贯彻积极的一般预防等优势,应当提倡。另外,教唆犯错误、间接正犯错误、误杀近亲属案件也应当采纳法定符合说。

具体打击错误司法认定标准之提炼与补正

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具体打击错误的认定标准,应当说既不是具体符合说,也不是法定符合说,而是基于"社会危害性"这一价值判断的"社会危害性相同说"。该说认为,如果在同一构成要件内目标结果与偏差结果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就肯定故意既遂的成立。其能为司法实践所认可,本身即说明它具有合理性,而这种实践优越性又有必要不断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尤其要弥补其中的某些不足。为此,应当确立一种"原则—例外"模式,也就是,原则上肯定具体打击错误不阻却故意既遂,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外地否定故意既遂,按照故意未遂和过失既遂的想象竞合定罪处罚。

具体的打击错误探析——具体符合说的提倡

对于同一构成要件的打击错误,我国理论上存在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两大学说。持法定符合说的学者主张,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结果虽然与其预想的结果不一致,但是由于共属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仍属于犯罪既遂;而持具体符合说的学者则主张,对于实际造成的结果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应视情况成立想象竞合进行处理。法定符合说或是忽略打击错误的成立前提,或是违反故意认定的基本规则。相较之下,具体符合说恪守责任主义,具有显而易见的科学性。因此,在具体的打击错误问题的处理上,首先要愈加重视打击错误成立的前提并一以贯之,其次提倡具体符合说才更为合理。

论教唆犯之正犯的具体对象错误

对于具体对象错误的归责———具体符合说以及法定符合说均存在缺陷,其争论源于所持的不同故意观;而且二者都过分强调了故意的认识因素,却忽视了意志因素,所以,对具体事实错误的归责应回归故意理论。而教唆犯之正犯的具体对象错误的归责也必须依据教唆犯的故意内容,同时还需结合共犯从属性。

刑法错误论的实质

错误论的争论集中在具体的打击错误上,实质在于能否肯定故意既遂犯的成立。从根本上讲,法定符合说是将原本仅对欲害对象存在的故意转移到实害对象上,进而将对客观构成要件事实缺乏认识的情形也认定成立故意既遂犯,致使错误论成为认定故意的另一途径,但该做法明显有违我国《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的认定规则,因而不具合理性。具体符合说虽然面临在隔离犯中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区分的难题,但只要根据故意的认定规则,判断行为人对于实害结果有无认识与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即可得出妥当的结论。表面上看,我国司法实务在所谓具体的打击错误的处理上采取了法定符合说立场,实则是省略了间接故意的举证,如果补全案件细节,基本上属于对实害结果至少存在间接故意的情形。错误论应回到故意认定的原点,根据故意的认定规则,判断故意的既遂犯成立与否。

具体的打击错误:从故意认定到故意归责

对于具体的打击错误,法定符合说与具体符合说都采取了故意认定的研究路径,并将故意认定与故意归责合二为一。但是,这种做法赋予了故意认定过多的功能,导致了难以克服的困境:要么为了结论的合理性而牺牲故意认定的合理性,要么为了故意认定的合理性而牺牲结论的合理性。为克服上述困境,应该区分故意认定与故意归责;故意认定是针对实行行为而言的,故意归责则是指将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归责于之前的故意。具体的打击错误的判断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客观归责、故意认定与故意归责。在肯定了客观归责与故意认定的前提下,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在误击对象上有认识可能性,就可以将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