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S具体承诺表的解释方法的评析与应用——以“中美电子支付服务案”为切入点

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仅仅是一个框架性协定,所以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服务贸易争端时还需要对成员方的具体承诺表进行解释来确定争端当事方的具体权利义务。考察以往的WTO服务贸易具体案例,可以从中总结梳理出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具体承诺表的解释方法。正处于审理阶段的中美电子支付服务案,其关键争点即如何解释我国具体承诺表中的银行卡市场开放承诺,运用WTO争端解决机构惯用的解释方法很有可能得出对我国不利的结果。诚然,WTO争端解决机构适用的解释方法已自成一套合理的体系,但该解释方法未对具体承诺表的特性予以充分考量,忽略了成员方做出具体承诺时的真实意图,因此需要探察如何在维也纳公约第31条的解释体系中植入这些因素使其日臻完善。

对“文本”的扬弃:WTO条约解释方法的一种修正——以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为分析起点

"文本主义"是WTO上诉机构所倚重的条约解释方法,这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在适用于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时,可能会产生增加WTO成员在《WTO协定》项下义务的负面效果。因此,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中有必要引入单个缔约国意图的解释因素。此外,鉴于《WTO协定》文本并不完美,存在着"空白"之处,在特定情形中有必要引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之外的条约解释习惯规则,"遇有疑义,从宽解释"即为适例。

我国GATS下承诺与中外合作办学市场准入法律问题

我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提交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中作出了"将允许中外合作办学"的市场准入承诺,从而使得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受到服务贸易多边规则的约束。尽管我国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已16年之久,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则仍存在着符合我国GATS下的承诺义务问题。这既涉及到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同时造成潜在的争端解决风险。我国正在修改完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要以此为契机,对违反我国GATS承诺义务的内容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