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解构与效力重塑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存在“保证说”“契约说”“证据说”等多种观点。其中,“契约说”与“保证说”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从“具结”的词源本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多重角度看,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单方保证,而不应当是控辩双方之间达成的认罪认罚协议。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仅及于被追诉人,而不可能约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兼顾权利保障和诉讼效率的平衡,可以允许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随时撤回具结书,但撤回具结书后,在审查起诉阶段应禁止其再次具结。从认罪认罚案件正式进入庭审开始,不再允许被告人撤回具结书。具结书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没有约束力。在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后,人民检察院原则上没有正当理由不应再行改变量刑建议,但这并不是受具结书拘束,而是受认罪认罚制度本身的约束。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也不是受具结书的拘束,而是受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约束。

认罪认罚具结活动中的法官参与

我国学界关于域外控辩协商制度中的法官角色存在认识误区,即便在美国,法官也并非不参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在我国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起主导作用,控辩不平等的问题较为突出,被动、置后的法官角色难以确保认罪认罚案件的客观公正性,最终导致错误认罪与错误认罚现象发生。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盛行的“法检沟通”,不宜持全盘否定态度,而应全面分析其现实合理性及潜在风险;未来有必要总结实践经验,在充实程序保障机制的前提下探索法官有限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具结活动。

清代州县司法中的具结状:辨义、类别与性质借鉴——以巴县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档案为蓝本

具结是清代司法诉讼中为确认信息真实而实施的一种保证行为,甘结是具结时制作的各种保证文书,二者在清代司法中均适用广泛。具结状,简称结状,作为甘结中的一种,一般出现在清代州县自理案件中,是意在了结案件而由原告、被告、邻佑、乡保等人上呈地方州县官府的书面保证文件。根据内容的不同,结状主要分服判类、和息类、担保类、检验类和收据类等五种,具有突出的证明性、复杂的合意性和不充分的保证性。具结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保障认罪认罚实质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尝试考证清代具结状相关史料内容,以期进一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理念,体现法治人文关怀,追本溯源,传承中华法系法治文化思想。

认罪认罚具结书单方保证性的逻辑与实践展开

具结书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文书,关于该文书的性质主要存在自认说与契约说的理论争议。从协商主体的不平等性、协商内容的局限性、协商程序的不完整性、具结书的学理解释等方面考量,认罪认罚具结书虽然具有一定的契约因素,但性质上仍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单方承诺或保证。从这一性质考察,目前实践中通行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存在缺少参与人身份信息、认定事实部分篇幅过长、量刑建议内容简略、风险告知内容不足等问题。从增强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的自愿性、控辩双方量刑协商的充分性、犯罪嫌疑人对量刑建议的理解程度,降低认罪认罚后无故反悔、上诉的比率的角度出发,应对认罪认罚具结书模板从完善身份信息、明确认罪认罚反悔风险、适当简化事实描述、详细释明量刑过程等方面予以改进,进一步提升适用质效。

认罪认罚具结书采纳情况、影响因素及完善路径——基于1428份判决书的定量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具结书采纳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同时暴露出具结书采纳说理不清、影响因素判断不明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并产生诸多司法适用难题。通过对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发现司法实践层面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采纳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与理论层面的设想存在一定差异。对此,应寻求量刑建议权和审判权的平衡,真正落实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权力融合视角下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合意机制,以期实现公平正义、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监察调查程序中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功能实现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的特殊程序在监察法规中已有所体现。监察法规将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时点提前到审查阶段,却未规定相应的辅助措施,造成认罪认罚的合法性缺少保障。本文以监察调查中认罪认罚程序为切入点,以认罪认罚具结书制度作为支点,探讨其原理、性质和功能,并提出具体的保障措施来实现其功能,以期对监察调查程序法治化有所裨益。

缔约程序视角下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属性探析

当前对认罪认罚具结书属性的认识主要有“犯罪嫌疑人单方承诺或声明”和“控辩双方诉讼契约”两种观点。单方承诺的观点难以解释具结书中所蕴含的双方因素及其效力欠缺的问题;控辩契约的观点虽然符合契约构成要件要求,但仍然存在形式要件和缔约程序上的漏洞。基于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模糊认识和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偏差,首先要框定控辩契约签署与具体诉讼环节的对应关系,而后才能清晰地分析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本质属性。要约承诺理论的引入既明晰了控辩契约各环节的承接关系,也契合了诉讼的流程化运行特质。基于要约承诺理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本质应为控辩契约中的承诺,同时亦是控辩契约的固化形态。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证据属性及其展开

认罪认罚具结书具有多重属性,包括法律文书属性、契约属性等。从实务功能的角度分析,具结书发挥着证明作用,具有证据属性。具结书的证明对象是认罪认罚行为本身,对审前供述起到补强证明作用。具结书无法归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证据形式,在学理上属于言词证据、间接证据。具结书作为证据在司法程序中适用时,取证方式由被动的审讯程序变成互动的合意过程,并且不再经历质证程序。具结书的适用不应当造成案件证明标准的降低。因此,在审查认证具结书的自愿性、合法性、真实性时,应当对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时的认识明知性、评估理智性和选择自由性,以及案件基础事实、量刑建议合法性等要素进行全面客观地审查,确保案件不会因为诉讼效率的提高而放松对事实真相的追求。

认罪认罚具结书规范性探究——以制度同构理论为视角

具结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最为重要的文本,承载着实体与程序的双重信息,其形式规范性反作用于程序的实质规范性。通过对来自全国多个地区调研获取的1103份具结书进行分析,发现具结书内容及其格式条款存在不规范多态现象。具结书性质和效力的定位模糊、具结主体性地位未受重视且权利疏于关照、粗疏的诉前提审程序和量刑考核指标掣肘,均制约着其规范性。建议以制度同构理论为视角,围绕强制性要素、资讯性要素、界定性要素、审查性要素和形式类要素等五大要素,通过模仿性同构与规范性同构对文本函头、犯罪事实、从宽情节和权利保障以及听取意见情况记录内容予以完善,强化其证据效力,以其形式之规范反作用于制度实质化规范发展。

证据视野下的认罪具结书:基于内涵与功能的探讨

法律规定中的具结书是一种证据,但又与现行法律规定的证据类型相区别。它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书面记载、亦为认罪自愿性、真实性的证明,符合学理上对过程证据之认定。然而其实务模板的简陋性阻碍了其效力和作用的发挥。若对现行具结书模板内容稍加完善,则认罪具结书就可以发挥案卷之作用,进而为认罪认罚案件的“书面审”奠定基础,即对认罪具结书进行认定或推翻即可完成审判。

试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权益受损风险——以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契约性质为视角

从控辩关系来看,认罪认罚具结书具有双重属性:量刑协议属性和打击犯罪属性。量刑协议属性主要在阐述具结书的契约性质,具体表现为签署前的协商性、签署时的自愿性和签署后的约束性。打击犯罪主要是在阐述控辩双方的不对等性,这体现在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命名方式和签署形式中。这两种属性存在着深刻的张力。一份契约理应经由地位平等的双方进行充分协商,最后基于真实意愿而签署。然而,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乃至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来看,检察机关处于强势地位,被追诉人处于弱势地位,由此造成了被追诉人被迫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有两种模式:检察机关消极地拒绝与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协商,从而造成在签署具结书前控辩双方的协商性不足;检察机关积极地迫使被追诉人接受其提出的量刑建议,从而造成在签署具结书时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不足。

从甘结到具结悔过:传统民事司法信任的转变

"甘结"在古代十分常见,它作为民事司法的程序之一被广泛采用,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诉讼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裁判官之间极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它同当代法律中的训诫、警告、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密切相关。当前,具结悔过大多作为公法领域的惩处措施被使用,并逐渐被取消,使得本可以通过具结悔过来重塑官民乃至民民信任的机会空间不断被挤压,也使得非刑罚处罚方法在刑法体系中逐渐被忽视。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具结”问题研究

"两高三部"制定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将"签署具结书"作为依法从宽处理的条件之一,这一规定使"具结"由传统司法实践中的选择性适用措施进阶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必然适用制度。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具结书为格式文书,具有保证认罪认罚、自愿具结悔过、决定后续程序及证明案件事实四大功能。"具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所实施犯罪行为的自认,具有控辩协商的性质,其法律效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检察院、法院均产生约束。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及其完善——从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二审加刑谈起

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影响量刑和程序适用的因素发生变化时,例如被追诉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时、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时、被追诉人翻供、反悔时,等等,控辩双方均应重新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或者之前签署的具结书归于无效。目前具结书记载的内容比较简约,应当充实完善相关内容,尤其是控辩协商过程。在值班律师资源短缺地区,可探索以全程录像替代具结书的签署。值班律师制度难以担保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的自愿性,检察官的主导责任和客观义务,决定了其负有保障职责。检察官为了提升量刑建议采纳率而与法官进行庭外沟通的做法,有违法官的中立角色,也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结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结书",其含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承认自己的罪行,并真诚悔过,愿意积极承担法律责任而签署的法律文书。"具结书"不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明其认罪认罚的法律文书,也具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书证、承诺书、控诉双方间的辩诉协议等法律属性。"具结书"具有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依据、可以获得从宽处理的作用。"具结书"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行为、法律后果等。应当建立适用"具结书"的配套机制,如赋予被追诉人程序选择权、提供法律援助、建立程序回转机制等,发挥"具结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重要作用。

论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具结”问题

具结政策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外贸易的管理政策 ,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合法贸易的保证书 ,是林则徐禁烟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美国人虽然最初拒绝遵式具结 ,但是在广东对外贸易重开后 ,美国人却最先具结 ,并且按林则徐拟具的不同样式具结。美国成为当时具结船只最多、受益最大的国家。追求贸易利益、与英国争夺中国市场、鸦片贸易有损美国利益以及林则徐区别不同对待外国人策略的影响等等 ,是美国人遵式具结的主要原因。美国人虽然遵式具结进口贸易 ,但是这并不等于美国人完全拥护林则徐的具结政策 ,不等于美国人不再染指鸦片走私 ,也并不能排除美国人在中英之间做居间贸易。尽管如此 ,美国人遵式具结对当时及以后的中美关系史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试探鸦片战争前夕中外具结交涉问题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坚持旨在永断鸦片来源的具结贸易政策。美、荷以及葡萄牙澳门总管均相继表态不再带运鸦片来中国内地，各国亦相继具结进黄埔贸易，以商务监督义律为首的英国对华贸易商人却不愿按规定具结进口贸易，中英终因双方各执己见而交涉失败，以致中英贸易断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具结政策是有条件的中外通商贸易政策，是林则徐禁烟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就整个具结问题而言，具结政策是基本失败的政策；但就当时来说，它又是最合时宜的政策。中外具结交涉失败，除英国商务监督、对华贸易商人及英国政府的阻挠、破坏这一主要原因外，原因还在于政策本身的变化、不完备，在于林则徐等人的犹豫、怀疑，在于清朝腐败衰微、民心不一及具结策略的疏漏等等。

鸦片战争前夕荷兰“具结”考

荷兰作为较早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的国家之一，在林则徐广东禁烟期间，是否遵式具结、进口贸易，少有明确记载者。笔者考证发现荷兰总管、商人、商船均未遵式具结、进口贸易。原因主要在于中荷贸易规模小、中国政府对荷兰的压制、荷兰人对林则徐禁烟政策的恐惧、不满以及不敢得罪英国等。

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撤回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其适用率不断提高,制度适用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平稳,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制度正逐步实现常态化。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结果的文本载体,认罪认罚具结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据的攀升只能反映表象,为更好发挥尊重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益、防止发生刑事冤假错案、提供被追诉人救济程序等功能,要透过数据认清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属性和效力范围。同时,也要识别认罪认罚具结书撤回的条件及所带来的后果,破解撤回后证据资格、程序回转、回避等方面的问题。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的反思与重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之规定

认罪认罚具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对已查证的犯罪行为予以认可并对此表示负责与悔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的规定,无论法定代理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导致了理论上的矛盾和实践中的操作困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制度与法定代理制度产生冲突,其冲突本质即是国家亲权与自然亲权的博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重构。重构的方向在于以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的方式,通过第三方机构中立客观的评估,对涉罪未成年人实现个别化处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