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民族地区乡村土地典卖中的中保人——以清代至民国时期为中心

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地区乡村土地的典当和买卖中,中保人普遍存在。中保人通过在土地典卖中介绍作保,领取报酬。中保人的来源多样化,与土地典卖双方联系密切,在介绍双方认识、评估土地价格、监督典卖进程以及担保交易实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夏土地典卖中的亲邻权

唐、宋、元时期,亲邻在土地交易中有享有先买权,西夏受唐、宋影响也有亲邻权的记载,主要反映在出土文献上。敦煌博物馆藏卖地契、俄藏典田契以及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保存了土地典卖中先召有服房亲、亲邻批退、不许地边相接者强买等内容,文章结合唐、宋、元史料,在借鉴宋代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西夏研究中少有提及的亲邻权。

清中叶山西的借贷、典卖土地与雇佣——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所载的山西档案资料表明,山西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高利贷,借钱不敷使用则继续质卖财产。农民典当田地形式多样,到省内外地其他府县租佃土地谋生者较多,佣工多是按照时间定出工钱。佣工还有组合的形式,或是出力与出牛具的结合,或是出力与垫本垫种的结合。

坚持以徽读徽——解读民国徽州土地卖契中的当、卖及典卖之典

根据以徽读徽的解读原则,民国徽州土地卖契中注明可以"取赎"的卖契皆是当契,不是活卖;未写绝卖字样的一般卖契是可以赎的卖契,是真正的活卖;当向卖转化有三种情况;民国房地契中的典卖之典,典等于卖,这种典契在内容归类上属于卖契。

国家管控与旗地出典——康雍乾三朝旗地的典卖

旗地是清统治者分配给旗人的一种土地形式。随着旗人生计问题的出现,旗地的典卖现象随即产生。旗地的典卖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方式,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国家的管控与旗人生计问题的解决相矛盾,清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政策无法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旗人出典旗地的问题。

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

宋代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权能普遍分离。在典田情形下,同一块土地出现了拥有田根的出典主和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承典主,形成了事实上的"一田两主制"。当一块民田存在多个典买人时,典买人购买土地所有权的顺序是按承典到土地的先后排列的。典买人除了转典之外,还可断卖已典土地,其断卖的,除了土地的使用权,还连带着田根的优先购买权。业主如将田根出卖给第三方,原先的典卖关系并不因业主的更换而失效。宋代国家赋税和户口登记制度视田产的出典为财产转移,剥离了使用权权能后所剩田根在"业"的观念上被虚化了,并不作为财产来登记。国家的户口制度实行的是一田一主制。这种"一元制"的产权形态与流通领域存在的"一田两主制"形态不同,它的产生乃是国家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出发,行使财税和行政管理职能的结果。典卖方式及其典卖机制的成熟完善促进了土地和商品经济的流通,对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典卖与倚当:宋代法律的逻辑与生活原理——以会要体文献为中心

由于中国人关注的是土地与房屋的经营权益,而不单纯是权利界限的厘清,故田宅上有双重所有权。土地可典、可卖,田面权与田底权并存。不遵守自洽的物权逻辑体系,而注重权益的多重运用,是中国人的生活原理。两宋民间田宅典卖活动日益频繁,官府也因之创设、修改了诸多法令,以维护和引导正常的田宅典卖活动。在继承五代典卖、倚当相关法令的基础上,两宋发展和完善了担保、批退、议价、立契及过割等诸个环节的田宅典卖程序,意在构建诚信善良的交易秩序与生活秩序。这些法令的逻辑起点是,通过划分个体责任,以保证个体利益。诚信善良、"事父母"、"蓄妻子"的人伦追求,既是宋人的生活原理,也是支撑当时法律运作的逻辑基础。

宋代一则田业典卖纠纷案的现实启示——“禁步内如非己业只不得再安坟墓起造垦种听从其便”案例分析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禁步内如非己业只不得再安坟墓起造垦种听从其便"案是一则特殊的田业典卖纠纷案例。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该案例前后三次判决的法律适用及判决的差异,揭示了该案审断中的三个特征。同时指出,司法裁判者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对于依法审判的最终实效意义重大,内部监督体制的畅通对于案件的公正审理的重要作用,以及法官的审理出发点对案件审判的影响,因此,对当下而言此案仍然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西夏土地的典卖、土地产权与宋夏的“一田二主制”

西夏原主人将土地出典后,虽然仍拥有其土地所有权,但只有在付清承典人的本利钱后,原主人才能将出典的土地交易,这与宋代原主人在土地出典的同时,将土地所有权出卖给第三方有着很大的区别。这说明西夏出典的土地所有权被分割,也能反映出西夏的土地流转未如宋代那般自由与频繁。在典权兼具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功能的特点上,西夏与宋代相似。从赋役科派与籍帐编制的角度来看,西夏的承典人与宋代相类,都具有"二地主"的身份,都是国家科派赋役的对象,并登入国家租税簿册中。西夏的土地典卖中,也存在类似于宋代的"一田二主制"。

论宋代的亲邻法

宋代私田宅典、卖、抵押和官田租佃、出卖及招民耕垦逃荒田时,近亲、四邻有优先权。对典卖的田宅,其子孙在三十年内有回赎权,亲邻如在典卖时未签字认可,在三年内有回赎权。北宋前期亲邻法优先的顺序是先亲后邻,后期改为只问亲,如亲地位相同,有邻者优先,南宋时只有四邻兼近亲才有优先权。优先权的亲邻范围越来越小,体现了田宅交易的宗法限制逐步宽松的发展趋势。

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

2 0世纪 4 0年代以来 ,元代土地典卖、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契约文书 ,已有零星的、个别的发现。元代有没有政府制定的土地典卖、地权转让的税契证书———契尾呢 ?《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之中刊载的契尾 ,是首次发现。

清代民间土地契约对于典的表达及其意义

典是中国古代民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这一概念在现代民法的权利体系和概念体系下却不能正确解读。本文通过分析清代民间土地契约中对于典的关系的表达,把握存在于清代的关于典的观念和习惯,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清代,典在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的卖,出典开始了一个业权转让的过程,找贴是其后续阶段,在找贴之后便成为绝卖。因此,我们很难将清代民法中的典归入现代民法中的物权体系,甚至也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民法中的债权关系,而需要对其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

“典”的两则史料辨正

西周格伯簋铭文中记载的"典"与《后汉书·刘虞传》中记载的"典当",分别是迄今发现的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典"与"典当"用语。一些学者认为,两则文献中的"典"与"典当"分别具有典卖与典当之义,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至今尚无学者对此问题作充分的论证,所提出的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据作支撑。通过考察典制的发生学意义,并结合两则文献的时代背景与其它史料作综合分析,不难看出,这两则文献记载的内容,均与典制无关,不能视为典制的早期运用。

莫高窟北区B59窟出土《西夏嵬名法宝达卖地帐》研究——兼论西夏土地买卖中的优先权

莫高窟北区B59窟出土的B59:1文书是一件卖地立帐文书,根据其使用小麦作为交易结算方式,在行文中描述灌溉和给水情况以及其出土地址为废弃于13世纪末的莫高窟北区第二层洞窟等信息,可以推测这件文书的断代大概为西夏时期,准确定名当作《西夏嵬名法宝达卖地帐》。该帐的发现说明敦煌地区土地买卖之前书写问帐的习惯极有可能肇始于西夏统治时期。而西夏治下土地买卖活动的问帐对象,既包括与中原地区习惯相近的房亲、近邻,也包括西夏所独有的姻亲和同抄子弟。

涉县连泉村抗战时期契约文书所见若干问题

邯郸学院收藏的太行山文书中,涉县连泉村抗日战争时期的契约文书约有14件,虽然数量偏少,但种类多样。其中8件物产典当与买卖契约文书显示出典卖的物产以土地为主,其次是房产,但交易的数量普遍较少,典卖价格可能由土地贫瘠和收成情况决定,且主要以粮食为交换物;6件家产分单,分三次订立,多次析产说明原来的共有财产并未彻底分清,这样可以避免分家后的家道中落。契约订立的参与者基本都是同村村民,且物产交易双方以异姓为主,体现出土地买卖较为自由,并未受到宗法关系等的束缚和限制。而中人的承担者中会有立契者的亲族,特别是反映在过继文书中。此外,这批契约文书也显示出刘氏和赵氏两个家族的不同发展轨迹。

清中叶湖北基层社会经济生活管窥——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中心的考察

刑科题本中记载了大量清代命案原告、被告的供词及报案人的证词,详述了涉案人及其相关人员的身分、家庭成员状况、人际关系、职业等信息,是反映清代中期社会生活史的宝贵资料。已有学者对刑科题本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冯尔康教授利用其对十八十九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口流动、宗族社会状态以及乾嘉之际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展开了相关研究;周祖文、金敏对小农家庭经济的研究。

浅谈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典权制度历史悠久,自汉唐时期就已在民间流行开来。历经宋元明清,典权制度更加完善。民国政府也对典权制度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典权关系在民间仍然广泛存在。典权制度反映的是中国人的一种保留祖传产业的财产价值观念,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也包含有诸多合理的成分。随着我国房屋的商品化、专有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典权制度应重新得到法律的承认与肯定。

试论清朝隆化封建土地形成与权属的争夺

清朝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形成分为国有和私有两种,一种是满州贵族官员跑马圈占土地,一种是平民百姓开发土地。圈地攫取土地资源是游牧民族掠夺财富的继续。土地形成以后,争夺土地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尽管清政府多次禁止民人典买旗地,并用公款4次回赎,但已无济于事,到光绪朝,旗地一统天下国有制度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崩溃边缘,经过几百年惨淡经营的八旗庄田终致解体,大量旗地变成了民田。从清朝建国到中华民国37年(1948年),纵观300年的历史,隆化封建土地经历了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发展演变阶段。

黑水城出土的北元M1·033[F277:W5反]典人契探研

黑水城出土的编号为M1·033[F277:W5反]的文书是一件典人契。根据纸张的流传情况及文书背面的公文等信息,可以推测这件文书反映的是亦集乃路典卖人口的情况,根据文书的内容,应定名为《至正三十年亦集乃路拜都罕典弟残契草稿》。将其与敦煌出土的《癸卯年吴庆顺典身契》和黑水城出土的三件雇身契相比较,可以发现元代典人契在继承唐末五代敦煌雇身契的基础上,形成了更为务实的契文书写风格,并通过对雇身契的模仿,实现对国家法律的规避和适应。这些都体现了民间私契在与国家法互动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强劲的活力。

宋代奴婢问题再探讨

唐五代以来出现的典身,实质是一种典卖行为。奴婢典身或典卖,是田宅典卖交易形态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映。从唐末五代的典身到宋代的奴婢典卖,体现了中古时期贱口奴婢向良人身份转化的进程。宋代的婢女常和妾连称,婢、妾身份趋于混同合一。有子之婢取得了与妾同等的法律地位。唐以来婚姻关系上的婢妾等级防线已经消失。宋代奴婢身份的提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