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周扬典型论争重评

1935—1936年间,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论争,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论争,也开启了典型论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的理论探讨。目前学术界关于胡风、周扬典型论争的研究,较多体现出“胡是而周非”的评价取向。虽有学者提出质疑,但他们不及细致梳理,未能理清论争的原因、实质及意义。本文通过对论争发生的原因与论争的焦点等问题的重新解析,认为周扬的典型论更符合艺术规律,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细察之,周扬在突显典型个性的重要性,注重从人出发等方面引领着典型理论的中国化探索。

文学典型论争的美学思考

在"典型"这一美学概念传入中国后,1935—1936年发生了以胡风和周扬为主关于文学典型的论争。论争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刚刚引入我国、而国内典型理论还基本上处于一片空白的草创阶段,这对我们加深对典型本质的理解和对典型艺术特征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来的典型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国文学史上典型理论的建设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左翼和“第三种人”“文艺自由”话语的生成与转换

“第三种人”最初将“文艺自由”放在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对立逻辑中展开。周扬和胡风稍后将文艺的阶级性和真实性联系起来,提出“主题积极性”命题,以艺术真实论拆解“文艺自由”理论根基。“第三种人”则更新己方观点,他们反对限制题材,认为只有“文艺自由”才能保证艺术真实。周扬和胡风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挪用到文艺领域,深化了对“文艺自由”的哲学理解,但具体论述并不一致,且对“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是他们论争过程中发生矛盾及引起典型论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时代和理论局限,双方没能有效回应一些质疑,但关于“文艺自由”的理论对话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带来了一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