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律的生成: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的基石

典律的生成作为文学作品历史化、经典化的基石,是文学转型最重要的内容。战后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处于一个文学与政治等外在因素发生着密切复杂关系的特殊年代,其典律形成的复杂性在于文学作品的典律生成既受到外在各种权力的极大干预,又顽强生成着权力无法统辖的文本内在空间。典律建构密切联系着重要文学形态提供的价值尺度,此时期新的文学形态所代表的"大众"和"通俗"的分界和互渗,构成了典律构建的基本课题。而在政治领袖哲学强大影响的时代,切实摆脱单一意识形态的主宰,真正从文学"民间"的人文性、文学性、学理性角度展开包括阅读、批评在内的经典性累积进程,才会提供经典建设性的因素。

宗教因素对翻译忠实标准典律化的影响

宗教与翻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宗教因素对忠实标准典律化也有着重要影响,其主要反映就是翻译宗教化,翻译的忠实标准就是由此形成的。剖析宗教因素与忠实标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客观、更理性地评价忠实标准。

重涉:典律的生成——当前新诗问题的几点思考

以新诗百年反思为切点,对新诗之"新"重新发问。指认当代新诗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随意性不断打破应有的局限,只见探索,不见守护,只求变革,不求整合,造成标准的丧失与本质的匮乏,量的堆积而致品质的稀释。由此提出重涉典律、追寻本体、收摄汉语诗歌之语言根性以求"安身立命"的诗学命题。

经典背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

经典是文学史秩序得以确立的标准,文学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自身,一是文学作品形成与接收过程中的语境。对后者而言,典律的形成过程,体现着权力关系的运作,既包括政治权力,又包括知识权力。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存在着文学经典边缘化的开始。

重涉典律与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建设——从《沈奇诗学论集》谈起

现代汉语诗歌自诞生以来,其本体建设在语言与形式方面展开过两次重要的讨论与建构工作,都未竟其功。尤其是在语言文字的诗性挖掘与建构方面,诗人与诗歌理论家大都缺乏自觉的意识。

典律递嬗: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

本文从文学史语境和文学话语成规意义层面讨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概念的意义。认为 :一方面 ,宽泛地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人类美学心性的两种相反的倾向 ,两者此消彼长贯穿文学史的始终 ;另一方面 ,狭义地说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换是文学典律递嬗规律的必然结果 。

仪式与文字的典律化共鸣 —— 韩愈律赋《明水赋》赏析

公元 792 年(唐德宗贞元八年)春天,25 岁的韩愈第四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这一年韩愈遇到了一位文学优长的主考官——以奏议闻名于世的陆贽,遇到了强有力的同场对手——《新唐书·欧阳詹传》谓欧阳詹贞元八年举进士, “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 。 ”中唐进士科考试分三场:帖经、杂文(诗赋) 、策问,贞元八年这场著名的科举考试的诗、赋题目分别为《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 。韩愈,以及和他同榜登科的贾稜、陈羽、欧阳詹的赋题答卷保留至今,让我们得以一睹其风采。

详译明律,承明法统:清律“小注”的典型特征与创新发展

清律小注是“详译明律”最典型的体现,创造出以“译”为主的小注风格。清律新增小注以对律文语言结构诸如实词、虚词和连词、副词、介词、代词,以及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语法结构的补足为主要内容。同时又进一步明晰明律所隐含的法律规范要素,援引其他法律条文提醒法律适用的规则。除此之外,清律小注还将注释范围扩大到律名与例文,充分吸收明代注释律学的精华,注释方式更加灵活,对律典进行全方位的彻底注释。清律小注使得承继自明律的律文确定化程度更高,成为律典小注集大成者。由明律小注之简发展到清律小注之繁,也体现出律典制定繁简交替、因时制宜的要求,对维护律典的稳定传承、法律条文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从《憩园》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的构建

在一个各式各样“经典”层出不穷的年代，人们以诸如“红色经典”、“鲁迅经典全集”、“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中国中篇小说经典”等名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甄选，一方面是势所必然的，另一方面又不禁让人心生疑虑：由于缺乏必要的距离，这些所谓的“经典”真的能经的起岁月的淘洗吗？或者说，如果真的有所谓“现当代文学经典”的话，又是哪些质素的存在，使这些作品区别于中国古典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其它经典之作，而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呢？

文学期刊与典律的构建

在一个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后文学”时代谈论文学，在一个“解构经典”或者说“非经典”的时代谈论经典，多少有些尴尬，尤其谈论的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其实关于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的许多文艺学家都做过阐述，但很难形成一个普适性的界说。2004年，

“公投”经典与新世纪新文学的典律构建问题——以“华文世纪文学60家”为例

经典一直是学术界言人人殊的话题，而在讲究“隔代论史”的本土文化语境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典律构建的种种努力，与其说是一种正名化的宣示，毋宁更昭示一种“正典”化的焦虑。

典律之解构

［题注］直到晚近，西方学术界一直试图建立一套“准则”，只有符合亡的一些文学作品才值得纳 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一些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的作品，被认定为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作品。作为 其结果，学术的研究和学院的课程都集中在这个做了狭隘限定的“准则”上。在最近的２０到３０年 间，学者们尝试打破这一“准则”，例如将更多的女性作家和非西方作家的作品囊括进来。在这篇专 论中，弗里强调的是更为基本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从书面文学向口头传吭挺进，并进而强调口 头传统作品在数量上比我们的所谓“文学”要巨大得无可比拟，而且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鉴赏和认 识，也只有在充分估价了口头传统的语言艺术之后，才是可能的，为了说明文本影响力的局限，弗里 比较了三件事物：口头传统、亚力山大图书馆和因特网。古埃及的亚力山大图书馆是西方世界中的 第一个实体的图书馆。托勒密预见到了它的发展，在当时尽可能地收藏世界上的手稿和图书的副 本。与收藏实物不同，口头传统和因特网依赖浏览述径从一个资源到另一个。史诗歌手使用的是语 言和意义关联的途径，而因特网通过联网的点击获取信息。任何依赖路径而不是实物的交就系统统， 木不能由一个日定的‘’准删”所包容。

中华法系的现代意义:以律典统编体系的演进为中心

律典作为中华法系之机枢,以其体系化的规范构造和精湛的立法技术,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水平。在律典体系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法经、唐律疏议、大清律例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法典统编体系。法经是在类型归纳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初步形成了垂直构造的统编体系。唐律疏议是律文与疏议、总则与分则的复合体系,使垂直构造的统编体系臻于成熟。大清律例则是律文和条例的统编体系,其体系既具有垂直构造的简明性和严谨性,同时又具有水平构造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中国古代律典的统编体系及其立法技术,是中华法系活的法律基因,仍具有现代意义,可以为我们完善法典编纂提供法律文化的支撑。

也谈中国古代律典的性质和体例——以《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为中心

本着现代法理学的部门法理论原则 ,以《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为例 ,对中国古代律典的性质和编纂体例进行了详细论证分析。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古今对“刑法”、“犯罪”、“刑罚”三概念的理解截然不同 ,所谓“古代律典只是刑法典 ,其编纂体例是诸法分立、民刑有分”的观点是错误的。传统看法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作为律典的编纂体例是有其客观依据的 ,简单抛弃这一说法只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

杜甫与《诗经》——一个文学典律形成的考察

一、前言乍看《杜甫(712-770)与诗经》这个题目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无论就《诗经》或杜甫而言,历来的研究均已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了。如今要将两者放在一起谈,岂不是有些不自量力?然而,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题目,实在是源于自己在阅读杜甫诗之时,的确可以感受到杜甫诗具有某些《诗经》特有的风味.

在《西方文学典律》的背后

在《西方文学典律》的背后丹尼斯·多诺霍教授在《西方文学典律》一书的书评中说，此书正式宣称的目的其实并不值得深究，他之所以愿意再读此书只是想听听布鲁姆的与众不同的声音。（参见《泰晤士报文学增刊》ＴＬ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６，１９９５）确实，布鲁姆的新著之所以...

找寻传统律典中的民法资源

中国传统法典中并不存在着部门法划分,重刑轻民既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民法始终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民法的存在。传统律典中的民法受传统的"禁暴止奸"的法律观念和家族本位的公法文化的两重影响,使其没有能够顺利地朝着权利本位的阶段发展,而始终停留在义务本位的阶段,并体现出如制裁手段刑罚化等特点。后继的民法典不仅在观念而且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上,都借鉴了传统民法,这也在另一方面证明了传统律典中民法的存在。

从《憩园》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的构建

《憩园》是巴金风格转变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其结构严谨,内涵丰富,意味隽永,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具有重要的文化性,艺术性。本文分析解剖了《憩园》的布局结构行文线索,对关键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的运用意境的营造,以及其深刻的思想价值,探讨文学经典的要素成因,从中窥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的构建。

中国传统律典“小注”源流考

“小注”是中国传统律典中特有的一种律中注释方式,现存之唐、宋、明、清律典中都有“小注”。“小注”这一律典中的典型现象最早受晋张斐、杜预对《泰始律》作注的影响而产生,但彼时张杜之注与《泰始律》仍未合刊一书。南齐《永明律》第一次进行律注合刊一书的尝试,但未正式颁行。《梁律》继承《永明律》的编纂经验,成为第一部正式颁布的律注合刊的律典。北朝立法受到了南朝立法的影响,在律典中已经较为成熟地运用注释随文释义。而从敦煌出土文书来看,唐代手抄《唐律》中,律典注释就以“小注”的形式出现了。《唐律》注释本为“大注”,“小注”系宋人添入的说法并不正确。

明代律典和明代司法

本文由徐道隣先生的英文未刊稿翻译而成。原稿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969年,最后一次修改则是在1970年。徐道隣先生去世后,徐道隣先生的女儿徐小虎女士将此稿托交给台湾大学徐泓教授整理。邱澎生教授经徐泓教授同意,又将此稿托交给译者的导师陈新宇教授组织翻译。译者非常荣幸能够具体承担此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