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悌《愁城志》用典探析

假传是借鉴史书人物传记的手法为器、物等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理念、人生理想和对社会的看法,韩愈的《毛颖传》被视为中国假传体的滥觞之作。高丽朝时期中国的假传体作品传入朝鲜,此时恰逢朝鲜汉文学繁荣的发展期,假传体作品的假托性、寓言性与当时朝鲜武臣政变、武臣专政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迅速为高丽文人所采用,出现了大量的以动物、植物、事物拟人化的假传之作。这些假传之作,往往附会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故来虚构主人公的一生或家世,以此来影射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到了朝鲜朝时期,林悌的《愁城志》首次将心性拟人化,具有开创意义。这部作品兼具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又带有一定程度方志体的特征,上承器物假传,下启心性拟人系列小说。与之前的假传之作不同,《愁城志》中的典故不仅仅是针砭讽刺,抨击历史和现实,作者还借引典故委婉、隐晦地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抒发自身的愁苦心绪。《愁城志》中所引的中国文化典故类型丰富多元,主要可以分为涉“心”之典、涉“城”之典和涉“酒”之典;其用典方式新颖别致,既有化用其意、隐括重绎的,又有集句为文的,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从林悌对假传体的发展以及其超拔的使事用典的创作能力来看,既反映了中朝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反映了林悌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与认同,以及在吸收中国文学影响时所发挥的创作精神。